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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過旺角街頭，我們便大概可以感受衣着潮流的脈搏。你有否想過，假如由一位老婆婆為你造衫，你又願意嗎？ 80歲的張春蘭（小蘭婆婆），是一個愛研究製衣穿搭的可愛老人。年輕時候，她學縫紉、又到製衣工廠工作。退休後一場擺檔的契機，竟然重啟了她為人量身訂造衣裳之路。她的作品款式，有唐裝長衫又有和風外套；有絲質料也有牛仔布。老人style不等於老土，她深信自己腦中的一套穿衣美學理論——貼身就好看、「着得論盡」才是老土。 小蘭婆婆不喜歡到老人中心，認為是「浪費時間」，反而樂於與女兒擺市集，和年輕人暢談。也對，反正時光有限，有趣的人生從何時開始也不算晚，要是總拿來做一式一樣的無聊事，豈非白白浪費了？ 文：Heidi @heidi.is.strong 攝：Andrew @andrew_bangchan 設：Owen @wai.ho.98  ｜從鄉下到城市 如何定義「愛」一件事？愛足接近70年，夠愛了嗎？「做衫就係我嘅興趣，因為我會諗出面嘅人，咩嘢人要點樣配搭先會靚，我嘅心就咁諗，我就設計啲衫出嚟啦！」 小蘭婆婆成長的年代，鄉下並沒有「成衣」的概念，更沒有商場，家家戶戶都只會由家庭主婦們自己造衣服。小蘭婆婆十多歲就開始模仿母親縫製衣服，媽媽見她有興趣，便開始讓她幫自己忙。經過一番自學，20多歲時小蘭的哥哥為家裏添置了一台縫紉機，「但我阿哥其實唔識做」，她便再學車衫，「學吓學吓，我就開始幫人度身訂造，出面嘅人知道我車衫賣，就送啲書俾我，我喺書抄一下點樣剪樣，點樣做衫」。 後來，小蘭在1980年到了香港，基於對於製衣的興趣，她選擇了到製衣廠工作，開拓了眼界，「工廠無度身訂造，係A就A，係B就B，簡單啲唔需要身呢個人身材係點，係肥定瘦」。初來報道，一日人工只得20元，她帶着女兒到工廠上班，邊做邊跟工廠師傅學習，下班後又會拿一些工夫回家繼續做，一件收10元。她憶述當時廠方欺負她，給她最難處理的西裝外套袖口處理，「我話呢個唔只要車，仲要燙，唔係唔好睇，所以我就自己幫佢燙埋，佢哋覺得我啱，所以之後其他嘢都俾我做，咁我咪賺到錢囉！」，小蘭想起這些往事，儘管已過數十年，她仍開朗地笑了起來。 ｜退休之齡，走一條全新的路 1997年後，大部分工廠都搬到內地，小蘭婆婆只好結束自己17年的工廠女工生涯，轉做清潔，但清潔工又實在太辛苦，她遂決定做小販。小蘭女兒Vangi解釋：「佢主要賣衫褲，成衣，喺深水埗攞貨，之後喺屋企附近擺賣」，「所以我好識買賣衫褲！」小蘭搶着說。 從事自由身藝術策展人的Vangi，在09/10年間在西九搞市集，邀請了小蘭婆婆一起擺檔，一開始是請她把家中不要的物件賣出去，「但我媽媽唔知點解好鍾意家禽，佢車咗一隻雞仔，最後竟然有人買；後來有人俾一塊好靚嘅麻質布佢，叫佢車一個袋，佢覺得好浪費，最後車咗一件衫，又有人買，仲讚佢車得好」。 對於一個老人家而言，活到這個年紀，仍有人對自己的手藝讚不絕口，無疑是莫大的鼓勵。現在要見小蘭婆婆一面，並不困難，皆因她常常到不同的市集擺檔，顧客群從20幾歲到40幾歲都有。曾經有一個80多歲的婆婆到市集，特意向小蘭婆婆買了一件衫，打算送給自己20多歲的孫女。小蘭說：「有人知道我啲嘢靚，有人透過網站（Instagram）認識我，我嗰女鍾意捉我去玩，影相講笑。」   ｜婆婆的時尚美學 小蘭婆婆越做越起勁，開始研究起款式來：她特意用牛仔布mix長衫、燈芯絨mix和風外套，她閒時會去深水埗基隆街買布，「棉、麻最好着，膠質我就唔會要。香港人鍾意牛仔布，太厚、太薄我都唔會要」。 婆婆製衣講求舒適度，例如剪裁時會在手臂肩膀位置多留一點布位，雙手移動的時候就會比較舒適。她又有一套「合身哲學」——「瘦嘅人就做闊啲，睇上去無咁瘦；肥嘅人做窄啲，貼身啲睇上去slim啲」。她又設計鴨仔型的側背包，在市集大受歡迎。 Vangi認為，母親的衣服雖然款式不算新潮，但仍吸引男女老幼購買，有數個原因：「佢嘅衫款式都容易襯，回頭客會覺得好着。另外，特別肥、特別尺寸嘅人會難買衫，所以啲人就覺得依家外面市場無呢啲選擇，但呢度有。而且，佢會自己做布嘅配搭、顏色配襯。」婆婆認為，老土與否不在乎款式，而是配搭是否得宜。Vangi總結：「佢係做傳統款式之餘，但都唔係咁傳統」。 ｜80歲，也要繼續尋人生方向 性格開朗的小蘭婆婆不喜歡到老人院、老人中心，「佢覺得嗰啲係老土，入去只係睇電視，花時間但無嘢做到。反而鍾意去市集同後生傾計，佢會搭得上嘴。」 不過，小蘭今年年初，因為冠心病而需入院「通波仔」，她本擔心自己「入得去出唔返嚟」，拒絕接受手術。Vangi幾經勸說，小蘭才乖乖做手術。然而，小蘭手術後身體變得虛弱，好一陣子不能擺檔，而且「想要食嘢無得食，又無得食煙」。「我覺得自己人生無晒方向呀。」——早幾個月，小蘭婆婆突然神色凝重，對Vangi如是說。 身體健康才可以成為世界冠軍，現在小蘭不敢吸煙了，改為以熱紅茶提神。雖然她已沒再接量身定做的單，但仍堅持定期擺市集。生活或許隨年歲增長，不免有所變改，但只要願意擁抱新事物，心境或許便可保持不老。 後記： 小蘭訪問時候憶起了一段往事—— 有日，有個患乳癌的女生，特意到市集找她，說：「婆婆，我好唔開心呀，所以我嚟搵你買衫，開心一下」。小蘭婆婆心有戚戚然：「佢要買我嘅衫，換開心，好難受呀。」 小蘭婆婆想了一想，對那個女士說：「做人記得要開心，咁就無事㗎啦！」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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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對90後的中學同學，二人性格南轅北轍，像旋風的Cman半刻也無法停下來，這邊廂的她因工作關係已到訪北韓10次，那邊廂又想發展藝術，才剛完成科技向的運算藝術（Computational Art）的碩士學位；而Shirley則不管是說話、做事也慢吞吞的，在大學時期已開始自學研究刺繡，從擺市集開始創立個人品牌「小蓮婆婆」，一針一線的摸索前路。 看起來，她們的友情在事業上應該不會有交集吧？現實就是充滿驚喜，因為一個關於藝術和科技的設計展公開召集，Cman便立即想到自己「最工藝的朋友」Shirley，二人便聚頭合作。她們從網絡及身邊好友收集來一堆舊物，有前男友送的飾物、不能再穿的吊帶裙、有故事的背囊等，結合刺繡和運算藝術進行舊物修補，讓物品能帶着老靈魂、披上新衣裳，陪伴主人再經歷更多的後來，也讓其他人在其中找到所需的勇氣、安慰，動身經歷自己的人生。 文字：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影：Andrew (@andrew_bangchan) 設計：Owen (@wai.ho.98) ｜舊物……是甚麼？ 「舊物……真的像是一部分的自己，那個時期的自己。」Cman自言不是一個會斷捨離的人，雖然長時間不在香港，但她的房間還是堆滿了東西。即使每次回家也嘗試整理，卻總是無法捨下，她笑說還有保留小學畫作：「不會再回到那個時候，也不會再畫出那些東西，即使畫出來也不是同一回事。」對她而言，即使拍照留影物品，也無法等同實物，「我要能摸到、見到，是很大意義的。」 關於保留舊物，二人的想法和態度應是難得的共同之處，Shirley說：「舊物記錄了某一段時光的你，或者是你和某一個人或寵物的關係。」即使它隨年月變得破爛、無法修補也好，物品的意義早已昇華，不再只是功能上的意義，而是其承載的一切。這次，她們選擇用刺繡修補舊物，感覺就如令舊物重生，保留了舊意義外，同時提供一個機會讓它創造新的可能，Cman思考一下說：「好像是一直在延續它的故事。」 ｜10件舊物的故事 目前，Shirley和Cman收集到十來件舊物，挑選條件是物件主人需要分享一個故事。 「有一條民族風長裙，對於那個女孩而言，好像有一種看到愛情的感覺。」Shirley先分享一個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故事。這條裙子的第一個主人是女孩的親戚，因為身高關係，裙子穿起來並沒有很稱身，加上有些破爛，便被丟棄。此時，女孩看到這條裙，她憶述當時第一眼的感受：「這條裙是我的了，我能穿它一輩子。」之後，女孩自己又修補過長裙數次，直至一次在巴士上，其中一邊的吊帶突然斷裂，「當時還沒有穿內衣，赤裸了……5秒。」或許有點尷尬，但更多的是感到不可置信的滑稽，她馬上笑了出發，豁達笑言：「其實整件事幾搞笑的。」帶着能重新穿上長裙的願望，女孩把它交到Shirley手中，Shirley說：「原來有些人對一件物件的感情……是這麼着緊。」 對於Cman來說，最讓她感到深刻的舊物故事是一個Kanken背囊，只因為故事主人公的想法與自己很相近。「物品主人在英國畢業後準備回港，但她很不想面對現實，便決定從歐洲坐火車回來，延續遊學那種在異鄉探索的體驗，歷時一個多月。」若干年後，物品主人決定清洗一下背囊，誰知道圓型的小狐狸標誌掉色了，它看起來更臟了，Cman說：「她覺得這個背囊代表了那個很想冒險、很有好奇心，還有衝勁探索世界的自己。」修補背囊，像是找回那一部分的自己。 ｜在刺繡加添科技說故事 「我們天馬行空甚麼都想過，最後有點想回到刺繡最原始的那點。」Cman認為，刺繡的起源是為人修補東西，經年累月才發展到較裝飾性、藝術方向的工藝，她分享來自日本「金繼」的啟發：「很喜歡它的哲學，不是要把物品完全復原，反而突出爛了的地方，因為那正是它的故事，也是物品的一部分。」對於專注於刺繡的Shirley而言，這樣的方式又不同於過往：「以前可能是（根據）自己的想法，這次主要是舊物主人的故事，可能是抽象一點、感受性一點，選擇線材也會按故事內容。」 而她們的修補，除了用一針一線的編織留下刺繡，還有協助說故事的新科技，Shirley笑言：「我其實從未聽過Cman說的那個技術——conductive thread（導電縫紉線）或conductive fabric（導電布），原來有這麼有趣的東西可以試玩。」原理非常簡單，她們會在繡線與物品中間層加入導電物料，只要人們觸碰該位置使其通電時，便能觸發聲音裝置，讓物品娓娓道來自己的故事。 ｜精神與形態意義 傳統工藝，常常出現在「夕場工業」和「保育」的討論；舊物，也總是被說着保留或捨棄。 「沒有東西是一成不變，時間會一直過去，傳統的東西會跟着時代去改變。」Shirley當初透過研究刺繡時，未有學習傳統手法，也不會繡傳統花鳥圖，她說：「相較於技術性的針步，我反而更着重圖案的感覺和質感。」而加入科技，還能在保留之中加添突破，就如Cman的想法：「這種藝術方式能與不同人合作，有很多可能性，而且這種互動性的作品，或許能算是衝破了大家對某些東西的想像。」 是保留、捨棄或是突破，不同組合能配搭出千千萬萬種可能性。不管是哪一種配搭，或許更多時候，它們背後的精神意義比形態更為重要，快要遺忘的話，找出你最珍視的某一個時期的物品來感受一下；若害怕未來的自己會忘掉當初，給將來的自己留下一件物件吧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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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一覺醒來，整個世界剩下一片寂靜，你會感覺不安、害怕嗎？ LiLi從出生便聽不到，必須配戴助聽器，才能勉強聽到微弱的聲音，與這雙耳朵一起走過28年人生的他說：「其實幾舒服，又很平靜。」小時候，LiLi從沒察覺自己的與別不同，直至踏進青春期的中學階段，「聽力不知為甚麼差了，同學說我常常左耳入右耳出。」因為聽力，溝通能力也受連帶影響，他無法找到能分享情緒起伏的朋友，孤獨、壓力之下，他確診妥瑞症。 或許是受夠了命運的限制，也可能是不想再給自己藉口，LiLi中學畢業後獨自留學日本，修讀日本畫。距離香港2700多公里，那片土地讓他找到人生的新風景，他開始拍攝，在快門開關之際捕捉幸福與快樂——「你沒有聽過人會追求自己沒有的東西嗎？」 文字：Hoiyan @seamouse_hoiyan 攝影：Mak @iunyi_ 設計：Owen @wai.ho.98 ｜發聲練習和讀唇 「因為溝通很正常，所以很多人都以為我聽力正常，但其實是小時候媽媽不停跟我做『發聲練習』，她花了很多時間教我去咬正發音。」和LiLi對話，若不是細心留意，幾乎無法找到異常。LiLi屬於嚴重失聰，左耳即使戴上助聽器也沒用，而學習語言需要透過聽、模仿來發音，所以對他來說學習語言是非常困難，他坦言自己已失去這段回憶，但其母親的印象則很深刻：「怕我錯過學習說話的黃金時間，她陪我不斷練習，才慢慢咬正每個字的發音。」 對話是以言語作思想交流，除了能表達自己，也要能接收別人的話，因此LiLi也學了讀唇。後來，成長讓他的聽力下降，醫生把LiLi的助聽器換成人工耳蝸，讓他的溝通更順利，「兩樣（人工耳蝸和讀唇）都不能少，聽到聲音但看不到口型，我也不知道你說甚麼。」 ｜朋友與妥瑞症 中學，10多歲的年紀，有誰不希望與朋友一起揮灑青春？但對於LiLi而言，朋友是遙不可及的，「聽力真的太差，所以沒甚麼朋友。」不擅表達的他把寂寞放在心裏，曾以換環境為由提出轉校，但情況只是變得更糟，「轉了還是識不到朋友，壓力太大有了妥瑞症。」妥瑞症是一種抽動綜合症，患者會無法自控地抽搐或發出聲音，常見症狀如抖肩膀、甩頭、眨眼等。 LiLi在中四時出現徵狀，會發出「嗯」的聲音和眨眼，他說：「10秒也沒有便會出現一次，很嚴重。」初時，家人還以為是其調皮，還責罵他改掉壞習慣，後來發現不對勁才去求醫。本來已沒自信，這下子讓他更自卑，他總會幻想別人的眼光：「不認識便會覺得我是怪人，那段時間真的很不快樂。」 自言現在已比較外向，那麼有認識到能與他交心的人嗎？LiLi思考頃刻語帶保留說：「我覺得對方是好朋友，但不知道對方是否視我為好朋友……我們沒有正式談過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」一字一句，都訴說着不安，他續言：「最好的朋友……可能真的沒有。」 ｜願意接受自己的人 之後，LiLi聞說香港兆基創意書院校風自由，便再次轉校，更認識了讓他整個高中時期快樂起來的女孩。思緒飄到過去，LiLi淡淡的分享，在朋友生日派對中知道了彼此，「有一天她在路上很大動作和我打招呼，我們開始在Facebook聊天，又一起吃飯。」不知不覺，兩顆心更貼近，LiLi便鼓起勇氣問：「可以做我女朋友嗎？」就這樣，他們在一起了。 LiLi曾問女孩為何選擇自己，他回想答案：「她說我就是我，沒甚麼原因，只是剛好我聽不到。」而且，女孩也不介意他的妥瑞症，幸福來得很突然：「很感動，因為我一直以來也很想聽到這句話。」雖然生活步伐、個性不一，最後導致分開，但留下的溫暖卻一直都在。 ｜聽不到不是藉口 與女孩的交往，不多不少也讓LiLi對生活更有盼望。中學畢業，他決定到日本留學。告知家人後，母親非常憂慮LiLi的聽障問題，哥哥便對她說：「不要用這個做藉口，不要因為聽不到就不讓他去做。」這句話，開啟了LiLi的新旅程。到日本後，LiLi先到語言學校學日文，並考獲N2合格，他扯開一抹笑：「有運氣的，因為N2其中一部分是聆聽，全部MC題也是靠感覺，誰知道剛剛好撞到合格的分數。」考到最低入學語言要求後，他便報讀日本畫課程。 LiLi本來已對攝影素有研究。有一天在IG看到喜歡的攝影師的照片帖文，便突然來勁：「想着……都來日本了，還不夠膽，還要等到甚麼時候才夠膽呢？」便嘗試傳送拍攝邀約給帖文中的日本女孩，誰知道她竟然答應了，LiLi說：「慢慢約不同的人去拍照，當時踏出的那步，改變了我日後的模式。」 ｜捕捉幸福的快門 因為失聰，LiLi無法在日本找到工作，而他拍着拍着也有了心得，便決心回港當全職攝影師，「我拍照應該不算太差，也許能發展到。」就這樣，他便開始了拍攝「紀念寫真」的路，一個人的獨照、情侶合照到家庭照，每一次的拍攝也為他帶來無法言語的滿足感。 「我最喜歡是這一輯相，他們結婚55周年。」LiLi受夫婦的女兒委託拍攝，因為其父母已執手走到白頭，想趁二人身體還強健時留影作紀念，LiLi坦言公公婆婆單靠在一起，已令他印象很深刻，「由年輕到老也一起，幸福可能就是這樣，我也很想要這樣的一段關係。」他說，風景照純粹是漂亮與否，但紀念寫真承載的是有溫度的內容，「而且，我可以透過攝影去追求一些……我沒有的笑容。」 朋友與愛情，走過荷爾蒙沸騰的青春期，一切也成雲煙，他選擇佛系面對；而繪畫和攝影，則在不同階段帶LiLi找到一片天，只希望能繼續做喜歡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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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念一個地方的時候，你會做甚麼？ 這間位於台北松山區的港式麵包店，吸引了不少居台港人光顧。雅緻的店面，放了一個玻璃麵包櫃，一個個港式菠蘿包、叉燒餐包、曲奇皮蛋撻，是來自那距離一小時機程之地的美味，也是老闆本人的堅持與鄉愁。孤身一人到台灣發展的老闆細哥說，曾有年輕香港女生咬了一口他的雞尾包後，哭得不能自已。細哥看着也語塞了，才發現自己也難以形容這個感覺。 食物刺激味蕾，勾起腦海中名為思念的魔咒。閒來無事，想起香港的時候，細哥也會呷一口自己沖的港式奶茶，或是出去喝其他香港人店家的奶茶，「諗香港，當然係掛住嘢食啦。從細食到大，但依家無得食。唔喺香港，所有嘢都無得代替」，然後閉起雙眼，讓靈魂隨着回憶的味道飄回家鄉。 文、攝：Heidi @heidi.is.strong 設計：Owen @owen.ho.98 ｜移民之路 「我係一個普普通通嘅香港人，一個麵包佬。」47歲的細哥談起自己的本業，「麵包係我唯一嘅工作，我只係識做麵包。」 細哥年輕的時候，讀書不多，曾做過冷氣、印刷，但總覺得悶，一直想找一份有趣而又可以「做到60歲」的工作。於是，他在23歲的時候正式踏入飲食業。他第一間工作的麵包店，是在跑馬地的「君皇」，由學徒做起的細哥，從清潔、打餡、搓麵粉開始學起。其後，他又做過藍田「金雅」、女人街街口的翠華、尖沙嘴金巴利道的佳記，「做麵包飲食，今日呢度開工，聽日已經可能去過第二間」。然而諷刺的是，除了金雅之外，大部分他曾工作的地方都倒閉了。 飲食業是辛苦工、工時長，假期少，所以市場一直缺人，加上眼見香港營商環境越來越差，細哥不禁想：「移民係咪真係可以搵食？不如畀幾年時間自己，嘗試低啲嘅門檻，睇吓可唔可以生存？」最終，在2021年4月，COVID疫情還未完結的時候，細哥毅然決定自己一個先到台灣闖一闖。 ｜死做爛做 每日清晨4、5時，天還未亮，細哥便已起床，返回店鋪，開始「無嗰樣整嗰樣」——搓包、焗包、沖奶茶、「打餡」一腳踢，「香港人精神？死做爛做囉」。 剛去到台灣，一切從頭開始。尤其當時正值疫情時期，不少店鋪都關門。細哥單單是尋找舖位、處理裝修業務，便已處處碰釘。最後選擇落戶松山區，原因只有一個——「舒服」，「每個地方，要留低，就係要第一個感覺舒服」。細哥其後曾聘請一個台灣麵包師傅，跟了他一年多，最後還是離職了；現在則有個兼職妹妹負責收銀，「佢讀藝術嘅，仲會幫我畫吓黑板。」 「喺香港，你要買工具，或者螺絲，你都好容易搵到，例如出旺角已經會知道位置。但係台灣可以距離好遠」。細哥認為台灣的製包道具不太「順手」，簡單如蛋撻殼、掃雞蛋液的那個小掃子、爐布等，都總覺得有點分別。原來離開了香港，有些事便不再是那回事。 ｜追尋靈魂 香港是心之牽掛，香港食物或許便是那個救贖，「嚟到台灣，頭一年半年，有時候真係覺得，明明menu上3個字都識，但叫完食落肚，會覺得咩嚟㗎？點解落差咁大？」 港式麵包與台式的，差異在哪？細哥解釋，台灣烘培店多用牛油、鮮奶，口感「企身」，牛油味重，而香港麵包則追求「小麥嘅香味、豬油嘅軟熟」，也沒有「回溫」的文化，大多即買即食。而細哥則對於港式麵包，有着自己的一份堅持：「其實外面成班師傅嘅做法都差唔多，不過出到嚟嘅味道都係唔同，因為手勢唔同。」 「基本上好多嘢（港式食物）台灣都有，不過就算蛋撻都好，皮都總係差啲。我盡量想做到近似，唔可以叫100%，我都唔敢話自己正宗。」做一個菠蘿包，原材料主要其實就是糖、鹽、油、麵粉和「臭粉」。只要有一樣材料有些許分別，整個麵包出來的味道變會大大不同。例如台灣烘培店使用的豬油多是西班牙的，而香港多用荷蘭的，比較硬身，出來口感已經有別。細哥單單是適應用料的改變，重新調配食譜，便已經花了大量時間與心神，「個皮、麵團，合埋，先可以做到，食到嗰個所謂嘅靈魂」。 吃一口菠蘿油，總要搭配上一杯奶茶才對味吧。原來細哥在香港茶餐廳麵包部工作時候，並未沖過奶茶。計劃要到台灣發展後，他便找來一個在觀塘推車仔賣早餐的伯伯，每日早上5時多就過去邊看邊學。來到台灣後，他再自行摸索。現在細記的奶茶，茶香奶滑，與香港的已有八九分相似。偶爾大時大節，細哥更會提供「Special Menu」，賣叉燒、沙嗲牛麵、西多，農曆新年又營業至除夕，說是「怕留守台北嘅朋友空虛寂寞又捱餓」。不過熟客則反問：「確定不是老細本人空虛寂寞？」 ｜生活與生存 早些日子香港颱風連連，細哥看着Facebook的「關注組」，默默留意自己以前居住的屋邨最新情況。 談起家人，細哥才說，太太是反對自己移民的，「佢當然唔想，有邊個想離開屋企？而且親戚朋友全部喺香港，都係牽掛。」他形容，自己現在只是「生存」，「太太、個女就叫『生活』啦。不過，我覺得，可以嘅話，都想比佢哋一個好啲嘅環境。」 細記麵包的公司名稱是「芷君有限公司」，一問才知道這是細哥女兒的名字。細哥心裏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妻女都接來台灣，再把公司交給女兒。筆者問道：「女女鍾意整麵包？」「可能之後芷君公司有其他業務呢」，細哥腦海中此時，大概閃過了一陣期許、一份愛與盼望。 後記： 細哥的店面放了些許港星MIRROR及ERROR的應援物。細哥說，那是一些在台港人放的，他不太認得出現在流行的明星歌手，但覺得放在店面亦無大礙，所以一直保留。 在筆者完成訪問回港後幾日，翻開IG，突然發現MIRROR的Stanley 到台灣拍攝劇集時，也吃了細記的菠蘿包，並分享在IG story上。筆者不禁WhatsApp問細哥：「你有見到他嗎？」細哥緊張地傳來一張12子的合照，問道：「是哪一個？」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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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偉霖（William）甫出生，全身的黑色點點便已伴隨著他。有人對他說，這些是皮膚癌，說他活不過3歲，父親早早已為他購入了靈位，他亦曾為自己舉辦喪禮，又已寫好遺書，「日記你可以每日都寫，但遺書，你會覺得你寫完就會死」。在2012年，在陳偉霖30歲的那年，他出了一本《我的遺書》。 香港人就算不認識他的名字，都會認得這個「點點人」。輕輕觸碰他身上的「黑色點點」，硬得似厚紙皮，又似石頭。「假如你想感受我嘅生活，你可以試吓將啲釘綁喺自己對腳、擺啲石頭喺手、擺啲鐵板喺身體入面，咁你就大概會知道。」 十年又過去，踏入不惑之年，他雖未離世，但也並未有康復。不變的是，陳偉霖仍有寫遺書的習慣，「隔幾耐寫？唔醉咪寫囉」。已經移居台灣的他，拿起一杯酒，重整過往寫過的遺書，回顧自己一生，再出一本《10年後我還在寫遺書》。他不是生命鬥士，他甚至隨時都ready去死，不過既然未死得去，或許其實也不用活得這麼清醒，不如微醺地繼續「獻世」。 文、攝：Heidi @heidi.is.strong 設計：Owen @wai.ho.98 ｜預備死亡 在日常的日子，通常陳偉霖中午就會到位於龍山寺新富町文化市場內的一間「下午酒場」，打開iPad，一手拿著一杯烏龍茶沙瓦，一手拿著從在附近市場外賣的鹽水雞、粉肝，一邊吃，一邊處理事務或寫稿。訪問當天也不例外，才正午時分，兩三個小時他便喝下了3杯酒，「日頭飲（酒）平啲，一邊飲酒一邊望住日光，好鬼舒壓！有時候飲酒可以暫時逃離世界，反而更多機會認識自己。」 他沒有「求死」，但也沒有特別「求生」。他吃吃大笑，陳偉霖身上的瘤叫「Melanoma」，皮膚癌之中，尤以這種死亡率最高。「要健康，我就唔會約你喺呢度，第一杯就係酒啦！明顯追求健康唔係擺喺first priority。」 那麼，活着是為了甚麼？在新書中，陳偉霖提及「等待死亡就是我活着的意義」。問及如何代表「預備好死亡」？他說：「我睇生命同死亡係好戇鳩地比較認真，嗰啲『無咩所謂』嘅人，其實好多嘢都好有所謂。我唔係咩生命鬥士，即係好想繼續延續生命嗰啲，但我要做嘅嘢其實都做晒。」所以，移居台灣後，陳偉霖最大的「Life Mission」，是活在當下，飲酒、微醺，更是讓自己過得有意義。 ｜尋覓靈魂 陳偉霖形容自己死不去，是為「獻世」，「即係有個阿婆過馬路，就算你唔係獻世你都會忍唔住幫阿婆過馬路，更何況我係獻世嘅人一個，咁咪幫得咪幫囉。」 陳偉霖在香港時候已經設立「死嘢」，推廣生死教育，「我喺香港focus比較多死亡，香港一向視人命為草芥，香港人自殺，香港政府唔太care」。不過，到達台灣後，他發現當地有關死亡的議題比香港較多元化，「好似唔太需要自己」。 他發現，兩地的共通處，反而是年輕人的心態：「去講講座時候，老師成日都話啲學生無乜夢想。」他認為，香港催谷教育，大家「自細就鍾意讀書，唔讀書就一定係藍領」，「香港學生係偶然讀唔到書嘅，先有機會去面對一下自己」；而在台灣， 更多年輕人抱着「我都係咁㗎啦，出到嚟人工都係咁㗎啦。」 陳偉霖見過很多「沒有靈魂」的人，「靈魂係，你有一個獨有嘅身分證號碼、一個獨有嘅樣貌、一個獨有嘅指模，但你表現唔係好獨有，隨便有人可以取代你嘅。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人無乜啦靈魂啦。」所以他又創立「台灣例牌協一協會」，宗旨是「有事開口，例牌幫手」，希望陪伴年輕人尋找他們的「靈魂」，找到他們的「例牌」。除了持續開解有死念的網友，他又用自身作教材。他曾在社交平台說，自己去學校分享時候，小學生常常要求摸摸他的點點，「痛嗎？」學生們問，「痛呀」。他形容：「別人用什麼方式教生命教育課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每次我都在用生命去教的。」 「與其一個人等死，不如陪伴他人迎接死亡。」 ｜離開與否 陳偉霖今年再出「遺書」，坊間有聲音說，這個人不是早早出了本「遺書」？怎麼還未死？事實上，陳偉霖並沒想過自己能活超過40歲，再出《遺書》，契機源自於自己在2021年移居台灣後，受到當地友人的邀請，「我條命仲喺讀，咁朋友覺得我條命有用，邀請我做啲嘢，我就義不容辭話好。」 《10年後我還在寫遺書》的第一個章節，他便分享了自己「黑頭人送白頭人」的故事——一直被批「短命」的他，諷刺地活得比自己父親長久。陳偉霖不諱言，此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事：「其實我過嚟台灣之前咁老竇都已經有少少唔舒服，只不過係check嚟check去都話冇嘢，但一過嚟之後就發現到。我話，不如我返嚟啦，老竇就話，你係醫生呀？你返嚟幫到啲咩？我答唔到。」他憶述爸爸當時回應：「咁佢就咁你繼續留喺台灣，做你應該做嘅嘢。」 見親人最後一面比較重要，還是繼續自己的Life Mission比較重要？最後，陳偉霖決定留在台灣，繼續自己的使命。父親在香港彌留之際，他在手機螢幕中看着，陪伴着，「我長期喺個電話入面，係呀，我媽拎住我入去，我細佬拎住我入去，咁都係兩個人探，咁叫唔叫面對面？我唔知，我唔係懶有型，我真係唔知呀，你真係見證住佢斷氣，咁係咪叫喺佢身邊？我未figure out到。」 每個人留下、離開、或是回來與否，都總有一個理由。出生、死亡，或許都有其命數。一切看似不由得自己選擇，但你可選擇在終點來臨之前，日子應該怎樣過。「遲啲見啦，老竇」，陳偉霖如是說。 後記： 你希望自己會葬在台灣，還是葬在香港? 「呢度。我依家喺呢度，唔使咁麻煩，又要搬返去出生地。」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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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丁彤欣（丁丁）終於加入了夢寐以求的香港話劇團，成為駐團演員。得到這份工作前，她已長達半年沒有接過表演工作。「我『餓』到很想表演，很想告訴其他人：我是可以的！」對她來說，入團是一個徹底的改變——有別於以往工作飄忽時的牽腸掛肚，「入了劇團，我就可以集中去做演員演戲。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」 不過，加入話劇團後，丁丁也非立刻就接到演出工作。為了充實自己，她爭取嘗試成為導演助理，也沒多少實際職責，甚至形容自己「無論在不在，導演可能也不會發覺」。但只要能踏足劇場，盡情學習，她亦已心滿意足。 只是，她做夢也想不到，自己將在劇團中迎來的，是一個真真正正、徹徹底底的改變。 文：Yanto @yanto_924 攝：Mak @iunyi_ ｜快樂的小卒 「我入團後第一個工作，就是跟隨《大狀王》劇組。」《大狀王》是一齣大型粵語音樂劇，也是丁丁期待已久的製作，「我還在讀書時，已認識方俊杰（導演）、高世章（作曲及音樂總監）、岑偉宗（作詞）、張飛帆（編劇）——簡直是個黃金組合！」之前仍是自由業演員時，她曾參加過該劇遴選，卻沒被選中，當時倍感失落。為此，得知再有機會參與製作時，她主動爭取擔任導演助理。「總之能讓我見證這麼大型的音樂劇排練，我什麼都可以！」 實際上，丁丁並不清楚導演助理的工作。「因為方俊杰（導演）很聰明，其實不太需要別人幫忙。」排練的六、七個星期裏，她只為缺席的演員頂替過一兩次，在台上站上數個小時，淺嚐演戲滋味。在其餘時間裏，「我只能到處觀察。但其實觀察也是作為演員最需要的東西。」她觀察到前後台的溝通來往，也觀察到各部門設計師的思考模式，「原來設計師的腦袋是這樣想東西的，和演員去想角色是不同的」，再次像海綿般不斷吸收。 就這樣，丁丁在劇組裏過著安分守己、同時充實無比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收到公司通知：「你準備一下吧，兩個星期後會有遴選。」公司給她發了一堆歌曲素材，要求她為某遴選練唱。她一細看——竟是她跟進過的《大狀王》曲目！ ｜天降大任 公司並未向她透露遴選的角色，但丁丁還是出盡力準備了，「我做什麼都可以，總之很想跟這個製作！」遴選後過了數天，劇組又突然向她拋了一句：「你會做的了。」丁丁隱約聽聞自己有份參與製作，卻不知是擔任哪個角色，於是疑惑追問，「做什麼？」 「你會做秀秀。」原來2019年預演時的女主演因事退出，劇組決定重新選拔女主角，方才安排丁丁與其他團員重新試鏡。一直努力不懈的丁丁，終於在本次遴選中脫穎而出，拿下秀秀一角。 「我很記得，當時在公司走廊，我腳都震了。」丁丁聞言當然欣喜若狂，但隨即襲來的，是強烈的自我質疑：「下一秒我就立刻想：『死啦！搞砸了的話，我就死定了。』」這是她第一次擔正，既是嶄露鋒芒的好機會，卻也為她帶來無比壓力。「這個如此重要的角色，是團隊給我最大的信任。」尤其是兩位對手劉守正、鄭君熾都是經驗豐富的演員，而她則是重新試鏡後才加入的，「他們已經預演過，也準備好了，現在就只看我了。」 ｜同行的力量 但也正因兩位對手經驗豐富，在排練過程中，丁丁一直有著堅強後盾。以往習慣在小型舞台上表演的她，意識到在大舞台上，自己必須發放更高能量。「很多在排戲中做了的（演繹），原來觀眾是看不到的。」在尋找與角色共通之處、傳遞能量方面，劉守正不時提點她，同時給予她思考、消化的空間。「他就像一盞明燈，替我引路。」至於鄭君熾曾多次出演音樂劇，自然成為了丁丁的借鑑對象。「能唱是基本的，而對他來說，唱得好也是必然。」初嘗獨唱的她，從他身上學到了透過唱歌傳達故事的技巧。「首次擔當主要角色，有他們做我的對手，真的很幸運。」 乃至整個劇組，也在演出過程中為丁丁帶來力量。「《大狀王》的結構是很有趣的，開場歌足足有十八分鐘長，只有我一個是不用唱的。」十八分鐘裏，丁丁站在台側，注視著夥伴們的演出，焦慮又開始蔓延。「『每一個角色的亮相都做得很好，我一出場，會不會毀了整個演出？』我滿腦都是這些想法。」但神奇的是，從她踏足台面的瞬間起，她便再無畏懼，演出亦順利非常。 演出結束後，丁丁一直思索，「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何恐懼可以一瞬即逝？我想一定是因為這群人。」受疫情影響，《大狀王》演出一拖再拖，劇組的排練也持續了兩年之久。漫長的同行，讓眾人培養出深厚的默契。「無論是我失誤、他失誤、誰突然怯場，都一定有人能承托住。」這種無比的信任，使她不再被擔憂所困，盡顯潛能。 況且，對演出的期待、向觀眾呈現《大狀王》故事的慾望實在過於強烈，以致所有心魔在演出那刻，根本已不重要。他們終於可以見到觀眾，終於將心血結晶公諸於世，「謝幕時，我和身邊很多人都淚崩了。我們用了兩年時間準備的演出，終於面世了。」這種得來不易的感覺，丁丁肯定會記上一輩子。 ｜我想繼續說故事 無論對戲內角色，還是對戲外演員來說，路從來都不易走。《大狀王》故事圍繞狀師方唐鏡展開，若觀眾對原版故事略有所聞，都會知道他是一個為求財不擇手段、顛倒是非的人。但在劇中，編劇張飛帆改寫了方唐鏡的故事，也加入了秀秀這個角色，作為方唐鏡的僕人，她為人溫婉、善良，與起初無惡不作的方唐鏡形成鮮明對比，最終也扭轉了兩人的命途——藉著這齣戲，藉著秀秀這個角色，丁丁想請觀眾也一起「保持善良」。「不如意的事是會發生的，但重點是不管多麼艱難，都要選擇善良，擇善固執。就算你以為自己沒得選擇，其實還是有的。」 在演藝路上，丁丁同樣選擇了擇善固執，堅持信念，堅持表演。在最艱難的日子裏，她依然沒有放棄，她的努力也終究得到了回應。憑著《大狀王》裏的精湛演出，她獲得了本年「第31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（悲劇／正劇）」。這是她第一次得獎，頒獎台上，她哭得梨花帶雨；感動之餘，她不忘保持謙虛，直言「還有很多要去追」。在今年12月《大狀王》的重演裏，她願繼續雕琢角色，拉近與古代女子秀秀的距離，帶來更細緻的演繹。同時，如何調節容易焦慮、自我否定的心態，亦將是一大課題：「既然演戲是我這麼渴望想做的事，我應要相信我是有能力的。」 從失業演員，到小小導演助理，到今天的最佳女主角，丁丁的逆襲之路就如她飾演的角色般，充滿戲劇張力——只是故事終有落幕的一天，而她作為演員卻是未來可期：「我有很多東西想試，也很期待未來會得到什麼角色！」秀秀只是起點，在往後的日子裏，丁彤欣又將為觀眾帶來怎樣的角色呢？ 西九文化區 x 香港話劇團 信興集團70周年呈獻 音樂劇《大狀王》 日期：30.11-17.12.2023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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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大家對港式鬼片有甚麼印象，可能是暗藏一些小道理的《陰陽路》系列、由人氣偶像主演的《古宅心慌慌》或《校墓處》，抑或可稱為藝術新高度的《殭屍》等。不過，仔細想想，有哪一部恐怖電影能打破那堵大銀幕的界限，讓寒意蔓延並滋長到心中、發顫砭骨？ 「身為這一刻的恐怖創作人，我就是跟着時代的走向。」導演謝家祺說。2017年，他在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舉辦的「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」脫穎而出，時隔5年多，終推出其首部編導電影《七月返歸》。同為恐怖片迷的他，希望故事去掉驚嚇還能載道，所以劇本一直卡關、砍掉重練，總之就是感覺不對，謝家祺靜默後道：「在我身處的香港，感受的恐怖……最初和今天，有一種不同的改變。」 對於重度恐怖片迷而言，或許《七月返歸》的驚嚇仍不足夠重口味。不過，在公屋屋邨、都市傳說、童年回憶小遊戲等，謝家祺試圖打造一座奇異的驚慄世界。如同江𤒹生（Anson Kong）飾演的「向榮」，在承認並擁抱那雙看似不幸、卻能讓你更接近真理的陰陽眼時，便會看到被重重包裹在「鬼」背後的真正老大哥。 文字：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影：Mak (@iunyi_) 設計：Owen (@wai.ho.98) ｜跟着時代走的恐怖電影導演 mm2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的得獎者，分別為李駿碩（Jun）、林森和謝家祺。按電影公司原定安排，謝家祺應是第一位完成拍攝並上映電影的導演，豈料卻成最後一位。《七月返歸》的劇本，足足「磨」了4年才有了雛形，他的沮喪一一看在老闆及監製文佩卿眼內，前者說：「不如在書中抽幾個喜歡的故事拍，我也很有信心。」而文佩卿也曾說：「阿Jun在後期，阿森只差一個ending就寫完，你變成失蹤人口了。」謝家祺直言，那時候真的很卡。 「這幾年對恐懼有一個新體驗，所以便不斷fine tune、不斷尋找，所以用了很長時間。」謝家祺認為，身在香港所感受到的恐懼改變了，他心中的劇本高度需要回應時代，這注定是一場艱苦的筆戰。回想起多次的砍掉重練，謝家祺坦言故事並非受特定事物剌激出現，而是一個沉澱結果，他說：「社會運動時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覺，我沒有特意去回應那個當下，覺得是過份感性、太衝昏頭腦的。」那些感覺並未隨着時間前進而被淡去，而是一直在消化、轉換形態，「它原來一直burn住，然後那些東西就連結起來，連劇本也連結起來。」 就這樣，在2021年初落筆完成《七月返歸》後，謝家祺默默地捎去電郵通知監製文佩卿，他笑言：「我不敢WhatsApp直接找他，你永遠不知道那（劇本）可能是一堆垃圾。」誰知道，它真成了垃圾，只因大半個月後毫無回音，謝家祺一問後，文佩卿滿頭問號：「稿？有稿嗎？你交了稿？」才知道，電郵掉進垃圾郵件。 ｜片場貨真價實的鬼故事 故事背景設定於愛民邨，由於拍攝期間在疫情時期，所以欲租借廢置屋邨的計劃只能擱置，謝家祺說：「美術很厲害，搭了這個大部分人都覺得很真的屋邨景。」然而，這是一部鬼片。如果是你的故事，你也會希望了解一下，人之尚情，鬼自然也不例外，畢竟祂們也曾是人。 「這件事沒有太多人知，砌景時頻頻出意外，有人跌傷了手，又有人在工廠大廈樓下被絆倒。」謝家祺分享拍攝過程貨真價實的鬼故事，常言道：「鬼可怕，但沒貨交更可怕。」監製文佩卿只能找來師傅指點迷津：「是呀，上面有4隻。」謝家祺猶記得在拍攝第一或二天時發生的事，「拍攝時看着mon，感覺到有人拍了我膊頭兩下，cut機回頭看並問『誰叫我？』，結果附近都沒有人。」完結後，文佩卿才說，那天有一位「好朋友」跟着他，不過師傅已把祂「殲滅」。謝家祺表示，聽罷一陣愕然：「我不是害怕，而是想為何要殲滅祂？如果祂是我爺爺怎麼辦？」 ｜成為導演前，先學會演員的語言 不過，對於謝家祺而言，印象最深刻的不止片場鬧鬼事件，還有和監製文佩卿一起上演技課。身為負責天馬行空的編劇，且是執行製作的導演，謝家祺在《七月返歸》的崗位偶爾感覺像自己打自己。為了讓編的創作不受影響、執行能讓演員清晰訊息，文佩卿決定和他在林立三博士的演技課，一起學習演員的語言，這一切從了解何謂演戲開始建立一套「身同感受」，謝家祺說：「所有事要關乎角色出發，關乎解決問題，即不是有多開心，而是為何那麼開心。」而導演與演員之間，也不是指令式的溝通，反而更應該提供更多空間給後者發揮，而這就能從電影結局一幕看到。 「開始時，我避開不和他（AK）討論結局那場戲，先進入整個故事。」謝家祺表示自己和AK也是電影新鮮人，所以雙方的交流和相處也毫無輩份或身份的芥蒂。由於整個拍攝是順拍，所以整個劇組上下也是一起經歷了男主角向榮（AK飾）的心路歷程，所以在最後一場戲時，謝家祺對AK說：「這個moment就是你的，沒有direction給你，你做吧！」那時候，旁邊有工作人員曾問謝家祺「情緒是否要更濃？要不要更興奮？」，他的回應是：「不用了，給AK多一次機會便可。」這一次，AK把所有情緒都釋放出來，謝家祺說：「他有，也知道其選擇，已經有自己一套理解。」 平心而論，AK首次擔正的演出雖仍顯生澀，但傾盡全力的演出，交出完整的自己予電影，戲迷也應能從劇情推進之中深刻感受到，謝家祺說：「尤其他那麼忙，又要演唱會又要跳舞，很感謝他百忙仍抽空一起看很多reference、思考角色，真的很into這件事。」 ｜不只嚇一跳的What the Fuck Moment 回到劇情，《七月返歸》有不少香港人熟悉的元素，像是屋邨、粵劇花旦、都市傳說如「九廣鐵路」和「打生樁」，還有不少人的兒時遊戲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等，都是謝家祺的心思。 「這些很iconic、經典的鬼故事，我很怕有一天會沒有人知道、相信這些意想不到的力量是存在、好奇或覺得神秘，其實是少少的保育。」他解釋「宇仔之死」為民間傳說「打生樁」：「或稱為『塞豆窿』，愛民邨也有，就是犧牲小朋友來換取這地方的安穩，是很自私的。」謝家祺曾思考父母的思路，他們是真心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奉獻孩子嗎？若不想，又需要承受怎樣的目光呢？然而，電影中的宇仔並不是第一個成為供品的孩子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 整個劇情中，沒有一個成年人死去，謝家祺說：「他們只是進行了『返歸』的儀式。」割舌自盡後，經歷彌留，便能留入美麗新世界。那麼，「為未來着想」的保險銷售員（林善飾）也沒有死嗎？謝家祺回答：「他也沒有死，但他其實也像鬼一樣，每天重覆坐地鐵、sell保險，那個人就是你我他。」活着和死去，你分得清嗎？ 如果你能撕掉鬼怪製造的魅惑，便可以獲得導演埋藏的彩蛋。有些觀眾說，看畢電影不知為何會眼濕濕；謝家祺笑言，這是自己很喜歡的觀影體驗，原以為只是被嚇，卻找到很多訊息：「我稱之為『What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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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是不是不適合做這行？」曾經有段時間，丁彤欣（丁丁）反覆問著自己。六年前，她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，主修表演的她拿著藝術學士（榮譽）學位，卻長達半年接不到任何有關表演的工作。大型劇團甚少招募新演員，小型製作的角色她又選不上——不知盡頭的等待，令她無比煎熬，「空窗期那段時間，我每晚都哭。一到晚上，一靜下來就哭。」 但就在今年六月，28歲的她站在葵青劇院台上，憑音樂劇《大狀王》中秀秀一角，獲頒「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（悲劇／正劇）」。這是她首次得獎，甚至是她首次獲提名。舞台上，她熱淚盈眶，哽咽着讀出得獎感言，向所有曾幫助、支持她的人致謝，包括台前幕後的同僚、昔日同窗、恩師……所有同樣在這行努力打拼的人。 從無名小卒到最佳女主角，丁彤欣一路走來不易。六年間，她一直等待，一直追逐；時至今日，她終於得以在夢想殿堂佔一席位。但丁丁決不打算止步於此，「我知我還有很多東西要去追。」 文：Yanto @yanto_924 攝：Mak @iunyi_ 我屬於舞台 熱愛唱歌、演戲的丁丁，彷彿天生就注定屬於舞台——就連她的英文名Tunes，也有著「旋律」之意。兒時，她的兩個姨姨在酒廊演唱，看着她們贏盡台下掌聲，丁丁第一次體會到表演的魅力。「原來在台上表演，會有人拍手、歡呼，會有人因為你做了某件事而開心。」 而她第一次嘗試表演，是在小學三年級。當時她參演學校音樂劇《綠野仙蹤》，擔任主角桃樂絲。穿起戲服，化上美美妝容，她陶醉於戲劇世界，「說着台詞，唱着歌，在那個當下，我就是另一個人。」對演戲的熱愛，加上唱歌的天賦，讓丁丁從小便肯定自己的志向。這個對所有事都三分鐘熱度的女孩，唯獨一直沒停止過唱歌、演戲，年紀輕輕便贏下各個唱歌比賽。 中學畢業後，丁丁亦一心考入演藝學院，繼續深造表演。她與同學們每天上課、排練，從早上9時到晚上11時，從戲劇歷史到待人處事，不斷地學習，「像一塊海綿一樣不斷吸收」。那麼，當這塊海綿吸好吸滿後，是否就能盡情釋放，大放異彩？ 第一顆震撼彈 修讀演藝四年後，丁丁終於迎來了表現自己的時刻。為爭取工作機會，所有應屆畢業生都想在畢業表演中嶄露頭角，得到劇團青睞，獲聘成為駐團演員——丁丁也不例外。她渴望出演劇目《海鷗》中瑪莎一角，投放所有精力準備遴選，「真的沒怎麼理會過其他（遴選）」。到了公布選角名單那天，她卻大失所望：她得到的角色不是瑪莎，而是瑪莎的母親，一個58歲的老婦。 「那天四點多出了名單後，我一直坐在學校走廊，幾個小時沒吃飯，一直在想：為什麼？」當時的震撼與挫敗，丁丁依然記憶猶新。她的年齡、外型、經歷都與角色相差甚遠，「誰會相信我是58歲？」她甚至想過跑去詢問導演（即時任演藝學院院長薛卓朗）為何有此決定，但也深知此舉無補於事，最終還是打消念頭，選擇自己消化。「或者是我當日的表現尚有不足，或者是我尚未準備好想做的角色……當中有很多考量的。」 對演員來說，遴選失敗實屬必經之路。「即使是在劇團裏，也會經歷遴選失敗的過程。」事實上，不管是後來作為自由業者，抑或駐團演員，她都不可能總得到想要的角色。然而，「哪怕最後得到的角色不是最想要的，也要用表現證明：我做得到。」 排練《海鷗》時，既然自知不熟悉老婦的狀態，丁丁就更用功研究角色，尋找模仿對象，觀察她們的行為舉止，再將其融入表演中：「有些五十多歲的女人，說話會不停搓手，其實是在壓抑她的不安或自卑。」演出最後大獲成功，她亦得到院長首肯。如今回望往昔，她因這次表演感到滿足，也慶幸做過與自己年齡相差甚遠的這個角色，全因投身社會後，她將難以再有類似機會。 被困的自由演員 現實是，成為職業演員後，他們隨時連演出機會都沒有。2017年從演藝學院畢業後，丁丁未有遇上劇團招聘期，只好暫時做著自由身演員，四出參加遴選，爭取工作機會。「我已經看到有什麼遴選都去」，但在劇場界，製作方常會內定角色人選，對外公開的遴選並不多，丁丁依然一角難求。 而身為劇場人，丁丁對劇團的製作排程也有一定了解。每齣劇的製作班底都是早就決定好，「譬如現在是一月，而我五月的日程表是空的，也不會有人現在才給我工作。那我就真的會沒工開。」也不是她缺乏才華，只是劇場內競爭激烈，甚至時有五、六十人爭一個角色的情況，不被選中，也是無可奈何。看着空空如也的日程表，丁丁只能繼續等待。 「試過最長有半年時間，我是完全跟戲劇或表演接不上軌的。」她沒有接到任何表演相關工作，為了維持生計，她做過餐飲業、樓盤導賞員。「你說能不能維生？打幾份工一定可以。但對剛剛畢業的我來說，還是挺挫敗的。」滿懷抱負，卻是一畢業即失業，丁丁難免開始質疑自己，「我是不是不適合這行？」但她又不甘就此離開，就此放棄夢想，於是就這樣堅持了一年半的自由業生涯。 夢想的歸宿 終於，數百天的煎熬，換來了一絲曙光。2018年，香港話劇團宣布招聘團員。「劇團上一次請人已經是五年還是八年前了。我還哪有五年啊？」消息一公佈，她即日便遞了履歷，生怕錯過這個機會。但隨之而來的，是又一場漫長的等待。 劇團遴選一共有三場面試，每場之間相隔個多兩個月。每次面試中的獨白、對話、對手戲、天才表演……丁丁都是「用盡1000%」的努力準備，但最終的結果如何，除了面試官外，沒人說得準。她只能「每天都在等，每次有電話都在想：『3字頭？是不是他們打來的？是不是有結果了？』 」 於是又半年之後，丁丁終於等到了那個夢寐以求的電話。那是第三次面試翌日，而丁丁早知面試結果會於當日出爐。那晚，她竭盡全力才睡了兩小時。「當時的我只有這個選擇。我真的很想演戲，上天啊，求求你！」早上八點醒來，她坐在床上等了又等，總算接到了劇團的電話。 「喂，我是梁子麒（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）。你昨晚有睡嗎？」 「睡……睡了一點。」（一秒落淚） 「我們劇團決定請你了。」 這一刻，丁丁的眼淚徹底決堤。「我已沒暇理會他怎麼看我，只是對著電話哭：『多謝你啊！多謝你啊！』」她馬上與家人、密友分享天大的好消息，「半年對於一個沒工作的人來說，是很大的折磨；而這個消息，是一顆很大的救命丸。」她的工作、她的心靈，從此終可以安定下來。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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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只要見Mirror有份出現，你就知道，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、不認真，和像馬戲團。」只要內容是關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討論區帖文，便很大機會看到這句留言。雖然他們擁有強大號召力，卻也有製作團隊因其「偶像」形象而退避三分，就像江𤒹生（AK）差點因為此原因，便與《七月返歸》失之交臂。 2017年，本是網絡作家出身的謝家祺aka中環塔倫天奴aka離奇家遮，從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的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脫穎而出，得到一份電影合約。謝家祺終經歷6年的劇本輾轉反側，終在今年農曆七月推出其執導的首部大銀幕作品《七月返歸》。縱使恐怖電影對某些人而言代表沒有深度，這他卻不這麼認為：「恐怖故事比ETV更有教育意義，雖然會用驚嚇或鬼神包裝去嚇你，但往往包含了很重要的普世價值。」 在各種的未被看好下，二人得到一個機會。謝家祺和AK也交託出自己的100%，導演笑言：「（有場戲）他激烈得甚至撼穿頭。」每一個真實的讓人心寒的鏡頭，劇本的每一個段落，也是他們用盡全力證明這不只是一場90分鐘的鬼話連篇。離開戲院時，每個人也會得到一雙澄淨的陰陽眼。 文：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：Mak (@iunyi_) 起點．劇本與角色 影後座談會，監製文佩卿曾提及，初期選角是特地避開Mirror成員的。「對，因為劇本是恐怖片，若找一個偶像明星，不知道普羅大眾會否覺得是青春偶像恐怖片，青春笑下驚下那種。」導演謝家祺聽後解釋。開始試鏡後，主角「向榮」一角鎖定於30歲左右的男演員，曾找來不少素人和演員，讓導演不禁想：「我也是監製給機會，才能拍電影。即使他們是男團，是否也應該給一個公平的機會呢？」 之後，AK透過公司得知mm2將進行電影角色試鏡，在細閱取得的半份劇本後，先對「向榮」（電影男主角角色）一見鍾情，他笑說：「以往的角色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性格特質，但向榮是沒有的，這很有挑戰性。」然而，最讓AK感興趣的是劇本的主題，他細細的分享讀本後的感受：「很多人面對一些問題會視而不見，這部電影用陰陽眼去討論，到底應否繼續裝作看不見呢？這是我很喜歡的中心思想。」衝着對劇本和角色的莫名喜愛，他在第一次試鏡前已去求教戲劇指導老師袁綺雯（Yem）。 換到導演謝家祺的視覺，第一次試鏡時有20多個與AK的同齡演員，他說：「在試鏡時的溝通，很connect到我們。」最後謝家祺和監製選擇了AK，或許是他在了解角色時，成功捕捉到向榮的一縷靈魂，而這部分也從未被發現，導演說：「他對向榮的解讀、想法和疑問，也令我再work on多一點在角色的特質中。」 AK與向榮的重疊 謝家祺說，最深刻的是AK分享個人靈異經歷時淡然：「其實幾恐怖，但他說的像是別人經歷的事一樣。」而向榮也正正是這樣的性格，與世界拉開距離，並瑟縮在最陰暗的角落觀察。 那是發生在多年前，AK還住在梨木樹邨舊居時的事，那天他與朋友準備一起去踢足球：「舊式屋邨是電梯在中間，我住在左邊走廊的單位，走去電梯口要經過其中一個單位。」正在那時候，朋友直指該單位外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姐姐，AK回頭看到祂後，一個瞬間便消失不見，他便心想：「這麼古怪？」但小朋友一心只想去玩，便甩頭就忘了這件事，直到回家後才跟母親訴說。「是不是你看錯了？」對於媽媽提出假設，AK補充因踢球時怕碰撞弄壞眼鏡導致受傷，所以通常頂着近視眼去玩，但他非常肯定自己是真的看到祂。 之後，AK便生病了，「我嫲嫲還在生的時候，是在深水埗賣元寶蠟燭的，她弄了一些符水給我喝，之後就好像沒事了。」AK的爸爸打聽，原來那個單位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了跳樓命案。直至搬離那個家前，AK也沒有再遇見那個祂。 謝家祺筆下與AK視覺中的向榮 《七月返歸》是謝家祺的心血，筆下的向榮更如他的兒子一般，他坦言：「這種熟悉，有時可能成為我的盲點，而AK也在解讀向榮裏提供了很多見解。」謝家祺舉例，劇本初稿的向榮是更抽離於世界：「小時候他會跟朋友、媽媽分享見鬼經歷，但久而久之別人會覺得因為『看到』，你會否才是問題所在？」而他的媽媽（白靈飾）不顧家徒四壁，也不斷嘗試找尋方法把兒子變回「正常」，也讓向榮感到內疚：「慢慢他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運作的，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，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但AK則認為：「總有一些東西能打動到他，例如宇仔。」因為這個角色很能代表小時候的向榮，所以在二人之間的相處，向榮會不自覺地流露溫柔一面。 為了更好的準備角色，AK花了不少心思在研究角色的童年世界，以建構整個角色的性格，完整其人物小傳：「如果我是他，我會很怕媽媽。」AK回想，出現在向榮生命中的人不多：「同學、一些道士、媽媽，還有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爸爸。」直至角色長大後也沒甚麼朋友，而這麼多的關係中，AK認為向榮與媽媽的關係最為深刻：「二人相依為命，也因為向榮的一些年少無知、衝口而出的話，破壞了母親的幸福，或是其本身家庭的原有樣貌。」從小犯的錯、創傷都落在角色的心中，既一直未有解決，也找不到宣洩的渠道，便成為了長大的向榮。 共同架構角色世界：撻指甲 「與演員的溝通中，我不想要一種導演指令式的方法，告訴演員應該怎樣做、或者應不應該害怕，而是希望一起進入角色的狀態，找出這刻遇到的問題、為甚麼要害怕。」謝家祺說，因為他與AK同是電影新鮮人，二人於公於私也會不斷溝通，AK接言：「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向榮的童年，即使知道有一些故事，仍然要在當中找到不同細節去放大。」而「撻手指甲」便是其中一個共同成果。 電影有一幕是白靈為年幼的向榮剪指甲，卻不小心剪到肉讓其受傷流血，AK認為這可能是角色童年的小創傷，感覺可以將此放大。劇組之間的討論後，便把動作變成角色的小動作，謝家祺解釋：「剪指甲是一個充滿母愛的動作，其實是很象徵的，有些人用錯方法去愛，便會不小心傷害了你，成為一個陰影。」即使傷口癒合，向榮總會在焦慮、緊張或無聊時不自覺的觸碰，他續言：「這是我們一邊談着向榮、一邊理解時，因應作出改動的東西。」 給予100%的自己：傳說中七樓的那場戲 走出角色的內心，回歸劇情本身，恐怖鬼片當然要令人感到毛骨慄然才痛快！而這也是第二次試鏡的重頭戲，謝家祺認為男生演出「驚戲」更有難度：「因為做得不好，會被人感到很懦弱或沒有說服力，所以我很貪心，直接讓AK試了七樓那場很激烈的驚戲。」或許未是最完美，但導演在過程中看到他的情緒起伏和可塑性。 確認出演機會後的AK也未有鬆懈，持續找戲劇指導老師Yem學習，他分享一個方法：「簡單來說，如果呼吸急促時，人可能會比較緊張；如果呼吸很平淡，我說很怕也沒有人信，所以有些小方法快速進入狀態，但後續還是要靠幻想和導演的guideline幫忙。」即使拍攝現場的置景氣氛恐怖，但拍攝團隊人多勢眾，對演員而言是很難進入狀態，所以AK會把自己關在道具升降機中：「關上門全黑，想以前看過的電影情節、不同鬼的樣子、蛇蟲鼠蟻，可能5至10分鐘再出去拍。」 對於AK而言，經驗不足亦影響了其信心，拍攝時亦無暇跳出角色審視表現，他說：「只能盡力呈現當下感受到的，其他便交給老師、導演和監製。」以AK躺在碌架床上格被鬼壓一幕為例，導演會先說明這場戲及呈現的畫面，正式拍攝時則會給他聲音導航，AK說：「一直會有一把聲音說話，白靈姐姐在後面、位置去到哪裏、現在慢慢逼近你，我聽着這些guideline再加入幻想，還有Yem老師的呼吸法。」 但最讓謝家祺深刻的則是傳說中「七樓那場戲」，笑說：「攝影師對他說『仔，close-up先做嘛』，你自己說一下這個撼穿頭的故事。」AK接着說，那場戲前已拍了很多害怕的狀態，而這一場戲是向榮其中一個最怕的時刻，他便想：「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驚更突出一點呢？」想着便直接行動，把頭直接撞到門上，停機之後大家都說：「Okay、Okay！你有沒有事？」其實只是有一點痛，導演插嘴：「流了一點點血。」AK笑說攝影師椰子走來對他說：「傻豬，剛剛是wide shot，但效果是okay的，等一下close-up再來一次好嗎？」 終章：第一天 19天的拍攝結束，完成後期製作後，誰想想不到電影的首映在紐約——第22屆紐約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，AK坦白道：「之前mm2已send給我看了一次，因為想在訪問時能回答。」他亦說，不論私下或電影節觀看成品時，自己總是在看不同的位置：「可能和其他演員的對手戲或自己的狀態不好，所以不是最好的表現，會放大這些瑕疵。」中文科補習名師林溢欣曾說，搏盡無悔之重在於「盡」，AK的演技是否最好留待業內人士及觀眾評定，但他至少已在內外的表演中用盡全力。…

ACOOPERSON   AK   Mirror   ...

說起A Cappella（無伴奏合唱），你腦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？是教堂裏穿著白袍演唱的合唱團？是曾經紅極一時的《Pitch Perfect》（完美巨聲幫）？抑或，你會想起本地A Cappella組合VSing（吾聲）？ 現時，VSing一共有六位活躍成員：Anna（女主音及音樂總監）、Bernard（男主音）、Sharon（女主音）、Vincent（男主音）、馬仔（男低音）及雞腳（節奏口技）。作為A Cappella組合，他們只利用人聲合奏音樂，過往曾在世界各地演出，於九月更即將登上大會堂舞台，與國際知名無伴奏樂團Accent舉辦音樂會。 VSing往績顯赫，但原來現時的六人組合，竟僅僅組成了半年。VSing早成立於2017年，六年間，團隊經歷數次成員變動：「有人是因為工作，也有人是因為病了，所以相繼離去。」與新團員的相識時間不長，加上成員們各自工作忙碌，少有練習機會，這些都影響著他們合唱時的默契。同時，A Cappella在香港並不算流行，雞腳訴說，「很多人會覺得A Cappella就是一群人在唱歌，好像很悶。」 那麼，觀眾們可會喜歡這隊組合？面對各種挑戰，六人以後還打算怎樣走下去？ 文：Yanto @yanto_924 攝：Mak @iunyi_ 默契的維繫 在Anna的工作室裏，團員們圍桌而坐，桌上放著數部平板電腦、數杯飲料（當中還夾帶一瓶烈酒）——這就是他們練習的日常配套。最近，他們正為九月的音樂會密鑼緊鼓地練習。「基本上近兩個月裏，我們都會每星期抽兩、三天——最近應該不止——每晚8至11時，密集式地練歌。」 但困難的是，VSing並非成員們的全職工作，身為音樂人，他們都「忙到抽筋」。身兼女主音、女低音、音樂總監的Anna說，「在香港做音樂，很少只做一件事。我是全職做音樂的，而Vsing就是我全職做音樂的其中一部分。」 除了VSing的工作外，團員們有著各自的音樂事業，例如Anna從事劇場工作，Sharon則是歌唱老師，同時Bernard、Vincent等幾位成員都會為歌手唱和音。Bernard續道，「音樂人的時間是很流動的，有時一人要夜晚彩排，另一人就早上彩排，時間的確難約。」半年過去，他們甚至沒吃過一頓演出的慶功飯。 偏偏A Cappella高度講求默契，隨著歌手越熟悉彼此，才能配合得越暢順。Anna說：「如果我熟悉這個歌手，我會跟他有很多shorthand（簡略的表達方式）。因為我看著樂譜，就知道他應該會怎樣唱，跟他確認一下，就可以繼續下一部分。」節省練習時間，就能更有效率，把握時間推出更多作品。「以往，我們最多試過每星期出一、兩條翻唱影片！」為此，六位都希望日後繼續加強默契，演出時更合拍，也能順利推出更多作品。 音樂的凝聚力 雖六人自認默契有待改善，但有趣的是，朝夕相對半年，他們竟從未吵架。Sharon笑說，「我和Vincent都較平靜，馬仔也不多話；Bernard尚算肯說話，Anna則是被迫要說很多話，哈哈！」幾句精警概括眾人性格。即便是訪問期間，他們亦禮讓非常：Vincent總是在Sharon提示下，才拋出一兩句精簡答案；馬仔雖不多話，但總是語出驚人、惹人發笑；眾人靜默時，Anna、Bernard、雞腳又能適時補上。六人的性格迥異，卻也有著專屬他們的平衡，三小時的訪問裏，也是歡聲笑語不斷。 即使對歌曲時有不同意見，眾人亦會開放討論。Sharon就曾向Anna反映，組合過往的歌很難唱，也很難抓音準，「無法讓我發揮得最好，我主音的部分未必是最好聽的」。聽取意見後，Anna創作歌曲時也作出了調整。於是近日推出的新歌《Sel-fish》，旋即成了Sharon最喜歡的團歌，「錄又錄得很舒服，又做到我想做的聲音。」互相的尊重、理解，轉化成一直唱下去的動力。 不只是合唱 當然，VSing的音樂路上，不盡是甜蜜與歡笑。要從奔波日程中擠出時間練習，已不是易事；同時，他們更要處理團隊的營運瑣事，從策劃、演出到宣傳，都是團員們一手包辦。「因為我們沒簽唱片公司，運作上全都是自己來。」例如Anna主要負責寫歌、編曲，Sharon負責主理Instagram帳戶的宣傳帖文，其他成員則紛紛笑稱自己是「打雜」，負責「掃地」、「買酒」。 身為獨立團體，什麼都要親力親為，人力資源固然吃緊；另一難題則是營運經費。先前疫情令演出機會大減，團隊收入亦隨之受挫。以往的演出收入，轉眼已化為團隊開支。「可能是要買器材，或是表演時沒有妝髮、造型師支援，要自己來的時候，就要用在這些東西上。」若想舉辦活動，更要尋找適合的資助計劃，再申請資金。面對資源緊拙問題，馬仔指指自己的平頭，一本正經地發表：「你看我髮型上沒什麼選擇，只可以剪成最短，然後待它留長一點再剪。」Sharon也笑嗔團員們不懂穿搭，希望大家學會自行化妝、整理髮型。 「日後，究竟我們是繼續尋求資金，還是真的要做藝人、簽公司？」隨著VSing踏入成軍第七年，成員們亦開始思考團隊未來去向。馬仔立下野心宣言：「希望將來的支持者可以支持我們全職做VSing！」 要世人Hear My Voice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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