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【10年後我還在寫遺書】斑點星球人再寫遺書 陳偉霖用生命助青年尋覓靈魂:「與其一個人等死,不如陪伴他人迎接死亡」
陳偉霖(William)甫出生,全身的黑色點點便已伴隨著他。有人對他說,這些是皮膚癌,說他活不過3歲,父親早早已為他購入了靈位,他亦曾為自己舉辦喪禮,又已寫好遺書,「日記你可以每日都寫,但遺書,你會覺得你寫完就會死」。在2012年,在陳偉霖30歲的那年,他出了一本《我的遺書》。
香港人就算不認識他的名字,都會認得這個「點點人」。輕輕觸碰他身上的「黑色點點」,硬得似厚紙皮,又似石頭。「假如你想感受我嘅生活,你可以試吓將啲釘綁喺自己對腳、擺啲石頭喺手、擺啲鐵板喺身體入面,咁你就大概會知道。」
十年又過去,踏入不惑之年,他雖未離世,但也並未有康復。不變的是,陳偉霖仍有寫遺書的習慣,「隔幾耐寫?唔醉咪寫囉」。已經移居台灣的他,拿起一杯酒,重整過往寫過的遺書,回顧自己一生,再出一本《10年後我還在寫遺書》。他不是生命鬥士,他甚至隨時都ready去死,不過既然未死得去,或許其實也不用活得這麼清醒,不如微醺地繼續「獻世」。
文、攝:Heidi @heidi.is.strong
設計:Owen @wai.ho.98
|預備死亡
在日常的日子,通常陳偉霖中午就會到位於龍山寺新富町文化市場內的一間「下午酒場」,打開iPad,一手拿著一杯烏龍茶沙瓦,一手拿著從在附近市場外賣的鹽水雞、粉肝,一邊吃,一邊處理事務或寫稿。訪問當天也不例外,才正午時分,兩三個小時他便喝下了3杯酒,「日頭飲(酒)平啲,一邊飲酒一邊望住日光,好鬼舒壓!有時候飲酒可以暫時逃離世界,反而更多機會認識自己。」
他沒有「求死」,但也沒有特別「求生」。他吃吃大笑,陳偉霖身上的瘤叫「Melanoma」,皮膚癌之中,尤以這種死亡率最高。「要健康,我就唔會約你喺呢度,第一杯就係酒啦!明顯追求健康唔係擺喺first priority。」
那麼,活着是為了甚麼?在新書中,陳偉霖提及「等待死亡就是我活着的意義」。問及如何代表「預備好死亡」?他說:「我睇生命同死亡係好戇鳩地比較認真,嗰啲『無咩所謂』嘅人,其實好多嘢都好有所謂。我唔係咩生命鬥士,即係好想繼續延續生命嗰啲,但我要做嘅嘢其實都做晒。」所以,移居台灣後,陳偉霖最大的「Life Mission」,是活在當下,飲酒、微醺,更是讓自己過得有意義。
|尋覓靈魂
陳偉霖形容自己死不去,是為「獻世」,「即係有個阿婆過馬路,就算你唔係獻世你都會忍唔住幫阿婆過馬路,更何況我係獻世嘅人一個,咁咪幫得咪幫囉。」
陳偉霖在香港時候已經設立「死嘢」,推廣生死教育,「我喺香港focus比較多死亡,香港一向視人命為草芥,香港人自殺,香港政府唔太care」。不過,到達台灣後,他發現當地有關死亡的議題比香港較多元化,「好似唔太需要自己」。
他發現,兩地的共通處,反而是年輕人的心態:「去講講座時候,老師成日都話啲學生無乜夢想。」他認為,香港催谷教育,大家「自細就鍾意讀書,唔讀書就一定係藍領」,「香港學生係偶然讀唔到書嘅,先有機會去面對一下自己」;而在台灣, 更多年輕人抱着「我都係咁㗎啦,出到嚟人工都係咁㗎啦。」
陳偉霖見過很多「沒有靈魂」的人,「靈魂係,你有一個獨有嘅身分證號碼、一個獨有嘅樣貌、一個獨有嘅指模,但你表現唔係好獨有,隨便有人可以取代你嘅。咁我就會覺得呢個人無乜啦靈魂啦。」所以他又創立「台灣例牌協一協會」,宗旨是「有事開口,例牌幫手」,希望陪伴年輕人尋找他們的「靈魂」,找到他們的「例牌」。除了持續開解有死念的網友,他又用自身作教材。他曾在社交平台說,自己去學校分享時候,小學生常常要求摸摸他的點點,「痛嗎?」學生們問,「痛呀」。他形容:「別人用什麼方式教生命教育課我不知道,我只知道,每次我都在用生命去教的。」
「與其一個人等死,不如陪伴他人迎接死亡。」
|離開與否
陳偉霖今年再出「遺書」,坊間有聲音說,這個人不是早早出了本「遺書」?怎麼還未死?事實上,陳偉霖並沒想過自己能活超過40歲,再出《遺書》,契機源自於自己在2021年移居台灣後,受到當地友人的邀請,「我條命仲喺讀,咁朋友覺得我條命有用,邀請我做啲嘢,我就義不容辭話好。」
《10年後我還在寫遺書》的第一個章節,他便分享了自己「黑頭人送白頭人」的故事——一直被批「短命」的他,諷刺地活得比自己父親長久。陳偉霖不諱言,此是對他人生影響最大的事:「其實我過嚟台灣之前咁老竇都已經有少少唔舒服,只不過係check嚟check去都話冇嘢,但一過嚟之後就發現到。我話,不如我返嚟啦,老竇就話,你係醫生呀?你返嚟幫到啲咩?我答唔到。」他憶述爸爸當時回應:「咁佢就咁你繼續留喺台灣,做你應該做嘅嘢。」
見親人最後一面比較重要,還是繼續自己的Life Mission比較重要?最後,陳偉霖決定留在台灣,繼續自己的使命。父親在香港彌留之際,他在手機螢幕中看着,陪伴着,「我長期喺個電話入面,係呀,我媽拎住我入去,我細佬拎住我入去,咁都係兩個人探,咁叫唔叫面對面?我唔知,我唔係懶有型,我真係唔知呀,你真係見證住佢斷氣,咁係咪叫喺佢身邊?我未figure out到。」
每個人留下、離開、或是回來與否,都總有一個理由。出生、死亡,或許都有其命數。一切看似不由得自己選擇,但你可選擇在終點來臨之前,日子應該怎樣過。「遲啲見啦,老竇」,陳偉霖如是說。
後記:
你希望自己會葬在台灣,還是葬在香港?
「呢度。我依家喺呢度,唔使咁麻煩,又要搬返去出生地。」
「我細細個成日搬來搬去,試過九龍搬去新界,新界又搬去港島,港島又搬去尖沙嘴,尖沙嘴又搬去台資。喺邊度生活就喺邊度死,反正都係火化。」
「我呢邊都有啲做殯儀嘅朋友,唔使擔心。呢邊叫樹葬,同香港好唔同。都係紀念公園,但香港花園葬就係撒灰撒喺草坪,呢度會掘個洞,放五六尺深。」
如果你明日就要死,有什麼是必須要做的?
「如果聽日要死呢,以前我唔會咁講,不過可能依家老啦,今日當然要做自己應該做嘅嘢啦,然後做到累,梗係飲一杯啦,抖吓咁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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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港版返校】天黑請閉眼 驚嚇後的心寒餘韻 港式鬼片《七月返歸》導演謝家祺:「想做不只是讓你嚇一跳的香港恐怖片。」
不知道大家對港式鬼片有甚麼印象,可能是暗藏一些小道理的《陰陽路》系列、由人氣偶像主演的《古宅心慌慌》或《校墓處》,抑或可稱為藝術新高度的《殭屍》等。不過,仔細想想,有哪一部恐怖電影能打破那堵大銀幕的界限,讓寒意蔓延並滋長到心中、發顫砭骨? 「身為這一刻的恐怖創作人,我就是跟着時代的走向。」導演謝家祺說。2017年,他在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舉辦的「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」脫穎而出,時隔5年多,終推出其首部編導電影《七月返歸》。同為恐怖片迷的他,希望故事去掉驚嚇還能載道,所以劇本一直卡關、砍掉重練,總之就是感覺不對,謝家祺靜默後道:「在我身處的香港,感受的恐怖……最初和今天,有一種不同的改變。」 對於重度恐怖片迷而言,或許《七月返歸》的驚嚇仍不足夠重口味。不過,在公屋屋邨、都市傳說、童年回憶小遊戲等,謝家祺試圖打造一座奇異的驚慄世界。如同江𤒹生(Anson Kong)飾演的「向榮」,在承認並擁抱那雙看似不幸、卻能讓你更接近真理的陰陽眼時,便會看到被重重包裹在「鬼」背後的真正老大哥。 文字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影:Mak (@iunyi_) 設計:Owen (@wai.ho.98) |跟着時代走的恐怖電影導演 mm2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的得獎者,分別為李駿碩(Jun)、林森和謝家祺。按電影公司原定安排,謝家祺應是第一位完成拍攝並上映電影的導演,豈料卻成最後一位。《七月返歸》的劇本,足足「磨」了4年才有了雛形,他的沮喪一一看在老闆及監製文佩卿眼內,前者說:「不如在書中抽幾個喜歡的故事拍,我也很有信心。」而文佩卿也曾說:「阿Jun在後期,阿森只差一個ending就寫完,你變成失蹤人口了。」謝家祺直言,那時候真的很卡。 「這幾年對恐懼有一個新體驗,所以便不斷fine tune、不斷尋找,所以用了很長時間。」謝家祺認為,身在香港所感受到的恐懼改變了,他心中的劇本高度需要回應時代,這注定是一場艱苦的筆戰。回想起多次的砍掉重練,謝家祺坦言故事並非受特定事物剌激出現,而是一個沉澱結果,他說:「社會運動時,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覺,我沒有特意去回應那個當下,覺得是過份感性、太衝昏頭腦的。」那些感覺並未隨着時間前進而被淡去,而是一直在消化、轉換形態,「它原來一直burn住,然後那些東西就連結起來,連劇本也連結起來。」 就這樣,在2021年初落筆完成《七月返歸》後,謝家祺默默地捎去電郵通知監製文佩卿,他笑言:「我不敢WhatsApp直接找他,你永遠不知道那(劇本)可能是一堆垃圾。」誰知道,它真成了垃圾,只因大半個月後毫無回音,謝家祺一問後,文佩卿滿頭問號:「稿?有稿嗎?你交了稿?」才知道,電郵掉進垃圾郵件。 |片場貨真價實的鬼故事 故事背景設定於愛民邨,由於拍攝期間在疫情時期,所以欲租借廢置屋邨的計劃只能擱置,謝家祺說:「美術很厲害,搭了這個大部分人都覺得很真的屋邨景。」然而,這是一部鬼片。如果是你的故事,你也會希望了解一下,人之尚情,鬼自然也不例外,畢竟祂們也曾是人。 「這件事沒有太多人知,砌景時頻頻出意外,有人跌傷了手,又有人在工廠大廈樓下被絆倒。」謝家祺分享拍攝過程貨真價實的鬼故事,常言道:「鬼可怕,但沒貨交更可怕。」監製文佩卿只能找來師傅指點迷津:「是呀,上面有4隻。」謝家祺猶記得在拍攝第一或二天時發生的事,「拍攝時看着mon,感覺到有人拍了我膊頭兩下,cut機回頭看並問『誰叫我?』,結果附近都沒有人。」完結後,文佩卿才說,那天有一位「好朋友」跟着他,不過師傅已把祂「殲滅」。謝家祺表示,聽罷一陣愕然:「我不是害怕,而是想為何要殲滅祂?如果祂是我爺爺怎麼辦?」 |成為導演前,先學會演員的語言 不過,對於謝家祺而言,印象最深刻的不止片場鬧鬼事件,還有和監製文佩卿一起上演技課。身為負責天馬行空的編劇,且是執行製作的導演,謝家祺在《七月返歸》的崗位偶爾感覺像自己打自己。為了讓編的創作不受影響、執行能讓演員清晰訊息,文佩卿決定和他在林立三博士的演技課,一起學習演員的語言,這一切從了解何謂演戲開始建立一套「身同感受」,謝家祺說:「所有事要關乎角色出發,關乎解決問題,即不是有多開心,而是為何那麼開心。」而導演與演員之間,也不是指令式的溝通,反而更應該提供更多空間給後者發揮,而這就能從電影結局一幕看到。 「開始時,我避開不和他(AK)討論結局那場戲,先進入整個故事。」謝家祺表示自己和AK也是電影新鮮人,所以雙方的交流和相處也毫無輩份或身份的芥蒂。由於整個拍攝是順拍,所以整個劇組上下也是一起經歷了男主角向榮(AK飾)的心路歷程,所以在最後一場戲時,謝家祺對AK說:「這個moment就是你的,沒有direction給你,你做吧!」那時候,旁邊有工作人員曾問謝家祺「情緒是否要更濃?要不要更興奮?」,他的回應是:「不用了,給AK多一次機會便可。」這一次,AK把所有情緒都釋放出來,謝家祺說:「他有,也知道其選擇,已經有自己一套理解。」 平心而論,AK首次擔正的演出雖仍顯生澀,但傾盡全力的演出,交出完整的自己予電影,戲迷也應能從劇情推進之中深刻感受到,謝家祺說:「尤其他那麼忙,又要演唱會又要跳舞,很感謝他百忙仍抽空一起看很多reference、思考角色,真的很into這件事。」 |不只嚇一跳的What the Fuck Moment 回到劇情,《七月返歸》有不少香港人熟悉的元素,像是屋邨、粵劇花旦、都市傳說如「九廣鐵路」和「打生樁」,還有不少人的兒時遊戲「狐狸先生幾多點」等,都是謝家祺的心思。 「這些很iconic、經典的鬼故事,我很怕有一天會沒有人知道、相信這些意想不到的力量是存在、好奇或覺得神秘,其實是少少的保育。」他解釋「宇仔之死」為民間傳說「打生樁」:「或稱為『塞豆窿』,愛民邨也有,就是犧牲小朋友來換取這地方的安穩,是很自私的。」謝家祺曾思考父母的思路,他們是真心為了更好的生活而奉獻孩子嗎?若不想,又需要承受怎樣的目光呢?然而,電影中的宇仔並不是第一個成為供品的孩子,也不會是最後一個。 整個劇情中,沒有一個成年人死去,謝家祺說:「他們只是進行了『返歸』的儀式。」割舌自盡後,經歷彌留,便能留入美麗新世界。那麼,「為未來着想」的保險銷售員(林善飾)也沒有死嗎?謝家祺回答:「他也沒有死,但他其實也像鬼一樣,每天重覆坐地鐵、sell保險,那個人就是你我他。」活着和死去,你分得清嗎? 如果你能撕掉鬼怪製造的魅惑,便可以獲得導演埋藏的彩蛋。有些觀眾說,看畢電影不知為何會眼濕濕;謝家祺笑言,這是自己很喜歡的觀影體驗,原以為只是被嚇,卻找到很多訊息:「我稱之為『What the fuck moment』,所以也很想在香港恐怖片做不只是嚇你一跳的東西。」 |面對恐懼的M底屬性 電影結束在第二天,第一天就是回到現實反問觀眾:「你的第一天是怎樣呢?」 對了,不說不知道,其實謝家祺真的非常M底,他雖說非常喜歡恐怖片迷,但其實怕的不得了:「我非常害怕,那些suspense moment(下一秒可能就是驚嚇場口)我會看着角落,但我又會很享受那個緊張。」雖然他並未有回答,但相信他的第一天,便是坐在電腦前繼續敲打着鍵盤、老氣的在筆記本上書寫突如其來的靈感。面對不一樣的恐懼,即使非常害怕,也會找到專注的位置,想盡辦法樂在其中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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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是不是不適合做這行?」曾經有段時間,丁彤欣(丁丁)反覆問著自己。六年前,她從香港演藝學院畢業,主修表演的她拿著藝術學士(榮譽)學位,卻長達半年接不到任何有關表演的工作。大型劇團甚少招募新演員,小型製作的角色她又選不上——不知盡頭的等待,令她無比煎熬,「空窗期那段時間,我每晚都哭。一到晚上,一靜下來就哭。」 但就在今年六月,28歲的她站在葵青劇院台上,憑音樂劇《大狀王》中秀秀一角,獲頒「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(悲劇/正劇)」。這是她首次得獎,甚至是她首次獲提名。舞台上,她熱淚盈眶,哽咽着讀出得獎感言,向所有曾幫助、支持她的人致謝,包括台前幕後的同僚、昔日同窗、恩師
【七月返歸】鬼片包裝的苦口良藥 導演謝家祺、AK江𤒹生建美麗新世界 「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
「只要見Mirror有份出現,你就知道,這個節目必定會變為業餘、不認真,和像馬戲團。」只要內容是關於男子組合Mirror的討論區帖文,便很大機會看到這句留言。雖然他們擁有強大號召力,卻也有製作團隊因其「偶像」形象而退避三分,就像江𤒹生(AK)差點因為此原因,便與《七月返歸》失之交臂。 2017年,本是網絡作家出身的謝家祺aka中環塔倫天奴aka離奇家遮,從本地電影製作及發行公司mm2的第一屆新晉導演計劃脫穎而出,得到一份電影合約。謝家祺終經歷6年的劇本輾轉反側,終在今年農曆七月推出其執導的首部大銀幕作品《七月返歸》。縱使恐怖電影對某些人而言代表沒有深度,這他卻不這麼認為:「恐怖故事比ETV更有教育意義,雖然會用驚嚇或鬼神包裝去嚇你,但往往包含了很重要的普世價值。」 在各種的未被看好下,二人得到一個機會。謝家祺和AK也交託出自己的100%,導演笑言:「(有場戲)他激烈得甚至撼穿頭。」每一個真實的讓人心寒的鏡頭,劇本的每一個段落,也是他們用盡全力證明這不只是一場90分鐘的鬼話連篇。離開戲院時,每個人也會得到一雙澄淨的陰陽眼。 文:Hoiyan (@seamouse_hoiyan) 攝:Mak (@iunyi_) 起點.劇本與角色 影後座談會,監製文佩卿曾提及,初期選角是特地避開Mirror成員的。「對,因為劇本是恐怖片,若找一個偶像明星,不知道普羅大眾會否覺得是青春偶像恐怖片,青春笑下驚下那種。」導演謝家祺聽後解釋。開始試鏡後,主角「向榮」一角鎖定於30歲左右的男演員,曾找來不少素人和演員,讓導演不禁想:「我也是監製給機會,才能拍電影。即使他們是男團,是否也應該給一個公平的機會呢?」 之後,AK透過公司得知mm2將進行電影角色試鏡,在細閱取得的半份劇本後,先對「向榮」(電影男主角角色)一見鍾情,他笑說:「以往的角色可以找到一些自己的性格特質,但向榮是沒有的,這很有挑戰性。」然而,最讓AK感興趣的是劇本的主題,他細細的分享讀本後的感受:「很多人面對一些問題會視而不見,這部電影用陰陽眼去討論,到底應否繼續裝作看不見呢?這是我很喜歡的中心思想。」衝着對劇本和角色的莫名喜愛,他在第一次試鏡前已去求教戲劇指導老師袁綺雯(Yem)。 換到導演謝家祺的視覺,第一次試鏡時有20多個與AK的同齡演員,他說:「在試鏡時的溝通,很connect到我們。」最後謝家祺和監製選擇了AK,或許是他在了解角色時,成功捕捉到向榮的一縷靈魂,而這部分也從未被發現,導演說:「他對向榮的解讀、想法和疑問,也令我再work on多一點在角色的特質中。」 AK與向榮的重疊 謝家祺說,最深刻的是AK分享個人靈異經歷時淡然:「其實幾恐怖,但他說的像是別人經歷的事一樣。」而向榮也正正是這樣的性格,與世界拉開距離,並瑟縮在最陰暗的角落觀察。 那是發生在多年前,AK還住在梨木樹邨舊居時的事,那天他與朋友準備一起去踢足球:「舊式屋邨是電梯在中間,我住在左邊走廊的單位,走去電梯口要經過其中一個單位。」正在那時候,朋友直指該單位外有一位身穿白衣服的姐姐,AK回頭看到祂後,一個瞬間便消失不見,他便心想:「這麼古怪?」但小朋友一心只想去玩,便甩頭就忘了這件事,直到回家後才跟母親訴說。「是不是你看錯了?」對於媽媽提出假設,AK補充因踢球時怕碰撞弄壞眼鏡導致受傷,所以通常頂着近視眼去玩,但他非常肯定自己是真的看到祂。 之後,AK便生病了,「我嫲嫲還在生的時候,是在深水埗賣元寶蠟燭的,她弄了一些符水給我喝,之後就好像沒事了。」AK的爸爸打聽,原來那個單位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了跳樓命案。直至搬離那個家前,AK也沒有再遇見那個祂。 謝家祺筆下與AK視覺中的向榮 《七月返歸》是謝家祺的心血,筆下的向榮更如他的兒子一般,他坦言:「這種熟悉,有時可能成為我的盲點,而AK也在解讀向榮裏提供了很多見解。」謝家祺舉例,劇本初稿的向榮是更抽離於世界:「小時候他會跟朋友、媽媽分享見鬼經歷,但久而久之別人會覺得因為『看到』,你會否才是問題所在?」而他的媽媽(白靈飾)不顧家徒四壁,也不斷嘗試找尋方法把兒子變回「正常」,也讓向榮感到內疚:「慢慢他會發現世界原來是這樣運作的,不說出來、扮看不到,那就是一個正常人。」但AK則認為:「總有一些東西能打動到他,例如宇仔。」因為這個角色很能代表小時候的向榮,所以在二人之間的相處,向榮會不自覺地流露溫柔一面。 為了更好的準備角色,AK花了不少心思在研究角色的童年世界,以建構整個角色的性格,完整其人物小傳:「如果我是他,我會很怕媽媽。」AK回想,出現在向榮生命中的人不多:「同學、一些道士、媽媽,還有一個從未出現過的爸爸。」直至角色長大後也沒甚麼朋友,而這麼多的關係中,AK認為向榮與媽媽的關係最為深刻:「二人相依為命,也因為向榮的一些年少無知、衝口而出的話,破壞了母親的幸福,或是其本身家庭的原有樣貌。」從小犯的錯、創傷都落在角色的心中,既一直未有解決,也找不到宣洩的渠道,便成為了長大的向榮。 共同架構角色世界:撻指甲 「與演員的溝通中,我不想要一種導演指令式的方法,告訴演員應該怎樣做、或者應不應該害怕,而是希望一起進入角色的狀態,找出這刻遇到的問題、為甚麼要害怕。」謝家祺說,因為他與AK同是電影新鮮人,二人於公於私也會不斷溝通,AK接言:「我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向榮的童年,即使知道有一些故事,仍然要在當中找到不同細節去放大。」而「撻手指甲」便是其中一個共同成果。 電影有一幕是白靈為年幼的向榮剪指甲,卻不小心剪到肉讓其受傷流血,AK認為這可能是角色童年的小創傷,感覺可以將此放大。劇組之間的討論後,便把動作變成角色的小動作,謝家祺解釋:「剪指甲是一個充滿母愛的動作,其實是很象徵的,有些人用錯方法去愛,便會不小心傷害了你,成為一個陰影。」即使傷口癒合,向榮總會在焦慮、緊張或無聊時不自覺的觸碰,他續言:「這是我們一邊談着向榮、一邊理解時,因應作出改動的東西。」 給予100%的自己:傳說中七樓的那場戲 走出角色的內心,回歸劇情本身,恐怖鬼片當然要令人感到毛骨慄然才痛快!而這也是第二次試鏡的重頭戲,謝家祺認為男生演出「驚戲」更有難度:「因為做得不好,會被人感到很懦弱或沒有說服力,所以我很貪心,直接讓AK試了七樓那場很激烈的驚戲。」或許未是最完美,但導演在過程中看到他的情緒起伏和可塑性。 確認出演機會後的AK也未有鬆懈,持續找戲劇指導老師Yem學習,他分享一個方法:「簡單來說,如果呼吸急促時,人可能會比較緊張;如果呼吸很平淡,我說很怕也沒有人信,所以有些小方法快速進入狀態,但後續還是要靠幻想和導演的guideline幫忙。」即使拍攝現場的置景氣氛恐怖,但拍攝團隊人多勢眾,對演員而言是很難進入狀態,所以AK會把自己關在道具升降機中:「關上門全黑,想以前看過的電影情節、不同鬼的樣子、蛇蟲鼠蟻,可能5至10分鐘再出去拍。」 對於AK而言,經驗不足亦影響了其信心,拍攝時亦無暇跳出角色審視表現,他說:「只能盡力呈現當下感受到的,其他便交給老師、導演和監製。」以AK躺在碌架床上格被鬼壓一幕為例,導演會先說明這場戲及呈現的畫面,正式拍攝時則會給他聲音導航,AK說:「一直會有一把聲音說話,白靈姐姐在後面、位置去到哪裏、現在慢慢逼近你,我聽着這些guideline再加入幻想,還有Yem老師的呼吸法。」 但最讓謝家祺深刻的則是傳說中「七樓那場戲」,笑說:「攝影師對他說『仔,close-up先做嘛』,你自己說一下這個撼穿頭的故事。」AK接着說,那場戲前已拍了很多害怕的狀態,而這一場戲是向榮其中一個最怕的時刻,他便想:「怎樣可以令到這個驚更突出一點呢?」想着便直接行動,把頭直接撞到門上,停機之後大家都說:「Okay、Okay!你有沒有事?」其實只是有一點痛,導演插嘴:「流了一點點血。」AK笑說攝影師椰子走來對他說:「傻豬,剛剛是wide shot,但效果是okay的,等一下close-up再來一次好嗎?」 終章:第一天 19天的拍攝結束,完成後期製作後,誰想想不到電影的首映在紐約——第22屆紐約亞洲電影節競賽單元,AK坦白道:「之前mm2已send給我看了一次,因為想在訪問時能回答。」他亦說,不論私下或電影節觀看成品時,自己總是在看不同的位置:「可能和其他演員的對手戲或自己的狀態不好,所以不是最好的表現,會放大這些瑕疵。」中文科補習名師林溢欣曾說,搏盡無悔之重在於「盡」,AK的演技是否最好留待業內人士及觀眾評定,但他至少已在內外的表演中用盡全力。 而對於導演謝家祺而言,這部電影是完夢之作,也是他創作的新起點,他說:「一直都想成為恐怖片導演,所以才不斷寫小說、拍恐怖短片,其實都是練習。」終在大銀幕看到作品,整件事夢幻得很。 步出戲院,思考自己的決定 訪問的最後一個問題:「如果以個人身分進入故事,最後你會願意交換某些條件,生活在這個美麗新世界嗎?」AK一頓再說,每個人也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善良,但每個人心中善良的尺也不一樣,不能以己度人:「你問我的話……我應該不會選擇那個新世界,我還是會堅持自己,做一些覺得正確的事。」謝家祺則表示,他的答案如向榮:「電影最後的第一天是留給我們,回到日常,而日常又是怎樣?」AK說:「無論經歷的事情是甚麼也好,90分鐘最後的抉擇是留給各位觀眾自己體驗。」 而你,又會否願意付出代價,交換一張生活於美麗新世界的門票? Lorraine Lam @HairCulture Yumi Cheung @Annie G. Chan Makeup Centre 服裝:Y-3, Giuseppe Zanotti 造型:PIPA Creative 場地提供: 太子酒店
【純人聲樂隊】創作、營運一腳踢 願大眾認可A Cappella為流行音樂 無伴奏合唱組合VSing:「想成為一隊公認的專業組合」
說起A Cappella(無伴奏合唱),你腦中浮現的第一個畫面是什麼?是教堂裏穿著白袍演唱的合唱團?是曾經紅極一時的《Pitch Perfect》(完美巨聲幫)?抑或,你會想起本地A Cappella組合VSing(吾聲)? 現時,VSing一共有六位活躍成員:Anna(女主音及音樂總監)、Bernard(男主音)、Sharon(女主音)、Vincent(男主音)、馬仔(男低音)及雞腳(節奏口技)。作為A Cappella組合,他們只利用人聲合奏音樂,過往曾在世界各地演出,於九月更即將登上大會堂舞台,與國際知名無伴奏樂團Accent舉辦音樂會。 VSing往績顯赫,但原來現時的六人組合,竟僅僅組成了半年。VSing早成立於2017年,六年間,團隊經歷數次成員變動:「有人是因為工作,也有人是因為病了,所以相繼離去。」與新團員的相識時間不長,加上成員們各自工作忙碌,少有練習機會,這些都影響著他們合唱時的默契。同時,A Cappella在香港並不算流行,雞腳訴說,「很多人會覺得A Cappella就是一群人在唱歌,好像很悶。」 那麼,觀眾們可會喜歡這隊組合?面對各種挑戰,六人以後還打算怎樣走下去?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Mak @iunyi_ 默契的維繫 在Anna的工作室裏,團員們圍桌而坐,桌上放著數部平板電腦、數杯飲料(當中還夾帶一瓶烈酒)——這就是他們練習的日常配套。最近,他們正為九月的音樂會密鑼緊鼓地練習。「基本上近兩個月裏,我們都會每星期抽兩、三天——最近應該不止——每晚8至11時,密集式地練歌。」 但困難的是,VSing並非成員們的全職工作,身為音樂人,他們都「忙到抽筋」。身兼女主音、女低音、音樂總監的Anna說,「在香港做音樂,很少只做一件事。我是全職做音樂的,而Vsing就是我全職做音樂的其中一部分。」 除了VSing的工作外,團員們有著各自的音樂事業,例如Anna從事劇場工作,Sharon則是歌唱老師,同時Bernard、Vincent等幾位成員都會為歌手唱和音。Bernard續道,「音樂人的時間是很流動的,有時一人要夜晚彩排,另一人就早上彩排,時間的確難約。」半年過去,他們甚至沒吃過一頓演出的慶功飯。 偏偏A Cappella高度講求默契,隨著歌手越熟悉彼此,才能配合得越暢順。Anna說:「如果我熟悉這個歌手,我會跟他有很多shorthand(簡略的表達方式)。因為我看著樂譜,就知道他應該會怎樣唱,跟他確認一下,就可以繼續下一部分。」節省練習時間,就能更有效率,把握時間推出更多作品。「以往,我們最多試過每星期出一、兩條翻唱影片!」為此,六位都希望日後繼續加強默契,演出時更合拍,也能順利推出更多作品。 音樂的凝聚力 雖六人自認默契有待改善,但有趣的是,朝夕相對半年,他們竟從未吵架。Sharon笑說,「我和Vincent都較平靜,馬仔也不多話;Bernard尚算肯說話,Anna則是被迫要說很多話,哈哈!」幾句精警概括眾人性格。即便是訪問期間,他們亦禮讓非常:Vincent總是在Sharon提示下,才拋出一兩句精簡答案;馬仔雖不多話,但總是語出驚人、惹人發笑;眾人靜默時,Anna、Bernard、雞腳又能適時補上。六人的性格迥異,卻也有著專屬他們的平衡,三小時的訪問裏,也是歡聲笑語不斷。 即使對歌曲時有不同意見,眾人亦會開放討論。Sharon就曾向Anna反映,組合過往的歌很難唱,也很難抓音準,「無法讓我發揮得最好,我主音的部分未必是最好聽的」。聽取意見後,Anna創作歌曲時也作出了調整。於是近日推出的新歌《Sel-fish》,旋即成了Sharon最喜歡的團歌,「錄又錄得很舒服,又做到我想做的聲音。」互相的尊重、理解,轉化成一直唱下去的動力。 不只是合唱 當然,VSing的音樂路上,不盡是甜蜜與歡笑。要從奔波日程中擠出時間練習,已不是易事;同時,他們更要處理團隊的營運瑣事,從策劃、演出到宣傳,都是團員們一手包辦。「因為我們沒簽唱片公司,運作上全都是自己來。」例如Anna主要負責寫歌、編曲,Sharon負責主理Instagram帳戶的宣傳帖文,其他成員則紛紛笑稱自己是「打雜」,負責「掃地」、「買酒」。 身為獨立團體,什麼都要親力親為,人力資源固然吃緊;另一難題則是營運經費。先前疫情令演出機會大減,團隊收入亦隨之受挫。以往的演出收入,轉眼已化為團隊開支。「可能是要買器材,或是表演時沒有妝髮、造型師支援,要自己來的時候,就要用在這些東西上。」若想舉辦活動,更要尋找適合的資助計劃,再申請資金。面對資源緊拙問題,馬仔指指自己的平頭,一本正經地發表:「你看我髮型上沒什麼選擇,只可以剪成最短,然後待它留長一點再剪。」Sharon也笑嗔團員們不懂穿搭,希望大家學會自行化妝、整理髮型。 「日後,究竟我們是繼續尋求資金,還是真的要做藝人、簽公司?」隨著VSing踏入成軍第七年,成員們亦開始思考團隊未來去向。馬仔立下野心宣言:「希望將來的支持者可以支持我們全職做VSing!」 要世人Hear My Voice 從六年前初出茅廬,到現在團員們事業發展愈趨成熟,VSing的定位亦更明確:「唱了這麼多年,是時候不再讓人覺得我們像一群大學生在玩玩。其實我們全都是專業做音樂的,也想VSing成為一隊公認的專業A Cappella組合。」以往,他們多數翻唱流行曲,製成串燒影片;現在,他們希望建立自己的品牌,擁有屬於自己的音樂產品,「提高市場佔有率」。 雞腳解釋:「推出的歌一少,你就會沉。一沉,大家就會想不起你是誰,只會是曇花一現。明明之前經常推出翻唱,之後又沉寂一陣子,大家就會覺得:VSing是否解散了?」為此,他們開始積極推出《Hear Me Out》、《我要得到很多》、《Sel-fish》等原創歌曲,力求在樂壇中保持活躍、佔一席位。Sharon更稱:「希望每年都可以有三首新歌——最少都要有兩首!」 除了希望繼續在樂壇中攜手前行,六人更有另一夙願:讓大眾更認識A Cappella。雞腳嘆道,大眾對A Cappella的既定印象,一般是「沉悶」、「蓬不起來」的,「只是一群人『呼、嘻、哈』地唱歌」。一向從事流行音樂工作的Bernard點出,「香港樂壇很少公認A Cappella為『流行音樂』,但其實我們在做的東西是很『流行』的。」雞腳的Beatbox(節奏口技),可以唱到像一個電結他彈出來的Bass(低音);Anna寫的歌,編曲也很貼近流行音樂——只是,公眾似乎尚未看見。 未來,本地A Cappella會否有所起色?VSing的歌聲能否穿透悶局,打破既定印象?一切仍是未知之數,但他們仍會向此目標邁進:「當『香港』和『A Cappella』兩個字放在一起,我想所有人第一時間是想起VSing。 」 Let us Make Some Noise 傳達這歌渡四海 ——《Hear My Voice》歌詞 但願有一天,他們可以做到。 《聲大夾樂 Sound On|Sound On #VSing x Accent 音樂會》 日期:2023年9月8日(五) 時間:晚上8時至10時 地點:香港大會堂音樂廳 詳情:https://bit.ly/44n6OvZ
【理想不易】從日捱廿蚊餐到踏上國際舞台 舞者小砂waacking路上堅持十載:「我的考量從來都不是賺錢與否」
「因為我中學以前叫Sandy,換成中文就變成『小砂』。我喜歡那個『砂』字不是常用的那個『莎』或是女生一點的『紗』,『石』字旁感覺硬朗一點。」舞者小砂(陳玥伶)笑著解釋名字由來。雙臂上的刺青、起舞時的表情、姿態,以至她十年間在舞蹈界的打拼,都在刻劃著這份硬朗。 現年32歲的小砂,從中學起便對跳舞充滿熱誠,尤其獨愛waacking(甩手舞),亦決心將來要以舞蹈作職業。但和許多香港舞者一樣,她的舞蹈生涯並非一帆風順。剛起步時,因缺乏資歷、人脈,要找到工作並不容易。她從酒吧舞者開始做起,「有幾年真的很窮,是真的到了月清(儲蓄)的地步,月尾每天都只可以用100元。」但她依然沒有放棄,同時積極參加舞蹈比賽,與各路高手盡情切磋。轉眼間十年過去,她已是香港、日本、泰國、西班牙等多地的比賽冠軍。 不過,「世界冠軍」的生活,其實也並不如旁人想像般榮華富貴。為了繼續跳下去,小砂依然每天都在努力打拼:備課、教班、練舞、到酒吧上班——「是很累的,但我都很想做好,因為這是我想做的東西。」能為夢想而活,同時依夢想而活,對她而言,便是最大的幸福。 文:Yanto @yanto_924 攝:森林 舞出真我 小砂對waacking的熱愛,緣起於十年前的一場邂逅。她本身有著芭蕾舞、現代舞、jazz funk(爵士放克)等舞蹈底子,卻從未接觸過waacking。直到2013年,她偶然留意到一個waacking工作坊的宣傳,雖「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」,她仍饒有興致地報了名,豈料一試便難以忘懷。 課堂上,小砂結識了一位與她一樣,第一次接觸waacking的女同學。二人同樣深受此舞種吸引,竟「膽粗粗」決定以二人組合參加翌日的battle(舞蹈對決)。二人跳得合拍,讓小砂充分體驗到waacking的樂趣。Waacking注重手臂及肩膀動作,舞動時講求動作俐落、線條優美,舞者要透過舞蹈展現個性,同時釋放內心情感,集合了她本來熟悉的舞種特點,「幾樣東西加起來,便完全符合我喜歡的東西。」 進一步認識waacking的歷史後,她更是對其越發欣賞。Waacking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,當時的同性戀族群飽受打壓,便以舞蹈釋放自我,在音樂中盡情擺動,抒發情感。「 他們不被社會認同,受盡歧視,但仍可透過跳舞抒發自己。跳舞對他們來說,就是一個安全的空間、一個家。」小砂深有同感,「每次跳舞,我都覺得是回到一個屬於我的地方。」不同的是,以往舞者遭受社會打壓,而小砂的難題則來自家庭。 小砂的父母思想較傳統,堅持主張跳舞是「很不正經的工作」。「爸爸媽媽從來都沒看過我比賽或表演。」有次她要到外國參加比賽,卻在臨上機前收到爸爸的短訊:「你不要再跳舞了。正正經經找一份工作上班吧,你這樣是沒有前途的。你賺不到錢,怎麼養得起自己?」 字字誅心,令小砂尤為心碎。但無可否認的是,當時的她生活確實過得不易。 Dancer需要錢 小砂本來想要成為商業舞蹈員,接洽不同演出機會,「但那時因為身形不是很好,不夠高、不夠瘦、也不夠漂亮,我的工作機會是不多的。」未能得償所願,但又不想放棄跳舞,小砂唯有想辦法找到其他工作,同時量入為出,維持生計之餘,繼續花錢進修舞蹈,裝備自己。她開始兼職酒吧舞者,也做過時裝售貨員,但依然渡過了一段艱苦的時日。 「有幾年真的很窮,是真的月清這樣,去到月尾每天都只可以用100元。」每項花費都要思前想後,小砂捱過不少麵包,甚至連交通費也要節省。曾經,她每天只吃一個肉醬意粉、一罐可樂。「整個星期都只可以吃這些個,因為是最便宜的,20元一餐。」但即使如此,她仍不願放棄跳舞。不管日子多麼難過,「跳舞始終是跳舞,waacking不會因為你不開心就變了另一些東西,它的吸引之處仍會在。」 為了堅持下去,當時年資尚淺的小砂,找了份在酒吧跳舞的工作。「它不是很色情的那種,純粹是穿得很漂亮,像個酒吧裏的活動裝置。」她亦不需要與群眾互動,只需穿上華美服裝,打扮得漂漂亮亮,然後在台上專注表演。雖然要工作至深宵,但起碼是自己喜歡的工作,「可以與跳舞相關,已經很開心了」。 如此好不容易熬了數年,小砂的工作終於慢慢步上軌道。她從代課老師做起,隨時日過去,開始擁有自己的課堂、學生群。「我就是喜歡跳舞,也想跳得更好,堅持和努力慢慢去做。」隨著她的資歷增厚、人脈逐漸累積,工作機會也隨之變多,她更做到了一開始最想做的演唱會舞蹈員,為郭富城、梁靜茹等藝人伴舞。現在,她已有能力和朋友合租一個小型練舞室,她會在裏面練習,也會舉辦私人課堂,或是供其他舞者租用。 倔強地跳下去 數年間,小砂亦積極參與公開舞蹈比賽,並在比賽中屢獲佳績。不過就算在比賽中獲勝,也不代表舞者就能就此飛黃騰達。即便是冠軍獎金,也僅大約是500元至1000元不等,頂多是 2、3000元,「有時贏了500元,但比賽報名費是250元,拿回250元,也只是抵掉當天的支出。」久而久之,小砂參賽時已不再問獎金報酬,「都是志在參與,還有支持這個文化。」 後來,小砂甚至成為比賽搞手,進一步身體力行推廣waacking文化。她舉辦一連四屆《Let's Get Waack》比賽,聚集全港舞者,互相比拼。每次約有四、五十人參賽,比賽有一定規模,費用自然也不便宜:外國舞蹈員受邀來港的機票、住宿、租場費、聘用DJ、司儀